从马可波罗在杭州奢侈的宴会到如今，在很多西方国家的中式快餐店

　　□ 柳已青

　　当我们慨叹麦当劳、肯德基洋快餐占领中国大城市时，岂不知，中国餐馆和外卖店在西方的城镇遍地开花，如今，在很多西方国家的每条高速公路边都有中式快餐店，几乎每家每户的厨房里都备有一口炒菜锅。这本书用了引人遐思的名字——东食西渐，你会想到西学东渐。事实上，这本探讨中国的饮食文化是如何风靡全球的书，和西学东渐走过的道路特别相似。刚开始是强大的排斥和阻力，或者被妖魔化，经过漫长的碰撞、交流，被接纳，直至受欢迎。西学东渐自洋务运动起，大概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而中国的饮食文化被西方接纳，自鸦片战争始，用了一个多世纪的漫长道路。

　　精通英文的中国学者辜鸿铭曾说，到男人心里去的路通过胃，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张爱玲写小说《色·戒》时，不着痕迹地将这名言，用到王佳芝身上。读《东食西渐》，完全可以这样说，中国到西方去的路通过饮食，中国人靠饮食文化征服世界。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必惊喜，也不必沮丧，东食西渐的一百多年，其实充满了心酸和苦涩，这个过程可谓是漫漫长途，中国自晚清、经历民国，一直到新中国的改革开放。

　　我们不妨选择几个历史的片段，来看西方人对中国饮食的态度，感受蕴含其中的历史的轨迹，饮食从来都是社会风情的缩影。

　　追溯西方人在中国的饮食体验，可从马可波罗在杭州奢侈的宴会开始，一直到18世纪西方传教士的中餐。这其中，有几个细节值得关注。中国饮食的不卫生，饮食没有禁忌，狗、猫、鼠、蛇等动物的肉都可进食，让初到中国的西方人感到恐惧和恶心，备受西方诟病，这是西方妖魔化中国饮食的开始。这种历史的误会到20世纪还没有完全消除。我们在他们异样的眼光中，不难感受到西方的傲慢与偏见。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带领的使团访问清朝，乾隆拒绝了开放通商口岸的请求，但对来访使团隆重招待。马戛尔尼喝到一种由大米、药材和蜂蜜酿造的酒，“非常爽口”。中国人还注意到英国人习惯往茶里加奶，为了确保他们喝到鲜奶，中国官员特地给船上牵来两头奶牛。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封闭的国门被打开，到中国的西方人越来越多，商人、传教士、冒险家、旅行家，他们笔下记录的中国，不能说是盲人摸象，但几乎都对中国饮食感兴趣，尽管褒贬不一，这并不妨碍他们学会使用筷子。

　　1848年，英国植物学家罗伯特·福均来中国寻找优良的茶叶品种。他吃惊地发现，安徽的绿茶加工厂，将那些即将出口的绿茶经石膏和普鲁士蓝染色，使茶叶匀整美观。在三鹿奶粉污染事件的阴影下读这本书，笔者也感到震惊，这种出口的茶叶，当时的中国人自己并不喝。福均像上帝的使者一样怜悯还吃猫狗的中国人，他说：“多么荒唐可笑，一个文明之国的人们竟然会喜欢这种染色的绿茶胜过天然的绿茶，难怪中国人视西方人为‘蛮夷’。”

　　最精彩的章节，莫过于1900年至1949年在华西方人的饮食体验。这时中餐已经有了大批的西方“粉丝”，这些人既有迷上中国文化和风情的传教士、记者，也有来中国短暂访问的作家、官员。二战期间，盟国协同作战，中国和西方缩短了距离，英美对中国友好，喜欢中国食物的西方人也急遽增长。

　　曾在青岛和北京住了25年的德国传教士卫礼贤，探讨中餐的美学，这并不新奇。这位将中国的古籍经典传播到西方的汉学家，在他的《中国心灵》一书中，在回答东方教会了“我们”什么时，给出的答案是“教会了我们如何吃和吃什么”。英国诗人威廉·燕卜孙（曾在西南联大任教）、英国作家奥登、美国作家赛珍珠、美国女记者艾米丽·哈恩（通常被译作项美丽，诗人邵洵美的情人），在中国的上层社会和文艺圈如鱼得水，将他们在中国的饮食体验写到其作品中，为中国饮食的全球化助一臂之力。长期生活在中国的老外，绘制中国的美食地图，向其同胞推介。像汉学家卫礼贤，完全被中国文化洗礼了，脱胎换骨般，比当时中国的逊清遗老还古典。项美丽不仅仅满足特色菜了，她尝试着去乡村寺院品尝素斋。

　　“文革”后期来中国的汉学家、学者、旅行家，通过饮食来了解中国。有个别的西方人不仅仅满足停留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足迹走到中国乡村。有一个到山西大寨参观的西方人写道：“有一种当地的烈性酒，美食家壮着胆子品尝了一口就被辣得汗流满面，让他莫名产生了一种想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激情。”

　　不论是从西方到东方，还是从东方到西方，中国的饮食和文化已经远播海外，中国菜肴的传播，在西方人看来，不单单是一种异国风味。在我们看来，书里书外，酸甜苦辣，五味杂陈，这是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穿梭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