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你的作品被认为是神秘主义的、哲学的以及社会生态学的，你怎么看？

　　勒·克莱齐奥：这很难讲。如果要我自己来评价，我会说这些作品是最像我自己的东西。我更多的是在通过小说表达我是谁，以及我相信什么，而比较少想理念的问题。当我写作的时候，我只是尝试传达我与平常事件的关联。我们生活的时代，被太多嘈杂的观念和象征围困。今天文学所扮演的角色也多多少少在附和这些混乱的喧嚣。

　　记者：你认为文学能够超越这种喧嚣吗？

　　勒·克莱齐奥：我们现在不会再像萨特那个时代一样，蛮横地相信文学可以改变世界了。如今，作家们只能够记录下他们政治上的无力。你读萨特、加缪或者斯坦贝克就会明白，这些伟大的作家对人类的未来和写作的力量有无限的自信。我记得18岁的时候，读萨特、加缪、莫里亚克写在《快报》周刊上的社论，他们的文字直指解决问题的路径。试想今天的报纸评论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人生的困境吗？当代文学是绝望的文学。 

　　记者：人们把你看成是不可归类的作家，也许是因为法国从来不是你唯一的灵感来源。在某种程度上，你的小说展现的是一个虚构的全球化的世界。就像是兰波或是谢阁兰的作品，很难进行分类。

　　勒·克莱齐奥：首先，难以归类一点都不会困扰到我。我认为小说的主要特征就是难以归类。它本身就是多形态，杂交的，反映的是多极的世界。法国文学从确立之时，便继承着“百科全书式”的全景理念。难以归类的往往被贴上“异国情调”的标签而写在文学史边缘上。兰波或谢阁兰是那个时代很好的例子。直到今天，来自南方一些国家的作品，不贴上“异国情调”这个标签还是很难在这里出版。我很喜欢毛里求斯一位作家，Ananda Devi的作品，但是批评家们则评论她的作品还不够有“异国情调”！

　　记者：为什么你对异文化那么着迷？

　　勒·克莱齐奥：西方文化变得太单一化了。它给了城市化与技术太多的强调，因此阻止了其他可能的表达方式，比如说宗教的，以及知觉的表达。在理性主义笼罩下，人类不可知的一面变得灰暗。这是它将我推向其他文明的主要原因。

　　记者：你的小说有自传体的味道。你觉得呢？是不是充满了你自己的历史，你自己的人生经验？

　　勒·克莱齐奥：我最喜欢的小说家是史蒂文森和乔伊斯。他们从自己早年的生活汲取灵感。当你读乔伊斯的《尤里西斯》，确实会有这样的印象，乔伊斯不是指向现在，而是指向自己的内在，指向使他成为他所是的一切。他让始终缠绕着他的街道上的声音，片段的话语，甚至儿时的体罚都在笔下复活。当表达最初的感觉、最初的经验、最初的理念、最初的失望时，文学是唯一强大的工具。

　　记者：人们阅读你的作品，总有个印象，觉得你在寻找一个超越传统狭窄“国家”概念的“故乡”。即萨曼·鲁西迪多说的“想象的故乡”。你想象中的故乡是什么样的？

　　勒·克莱齐奥：我认为我自己是个外来者，因为我的家族长期待在毛里求斯，世世代代我们浸润在毛里求斯的民间传说、食物和其他种种文化当中。毛里求斯的文化是种混合体，是印度、非洲和欧洲的相互掺拌。我生在法国也长在法国文化的氛围里。我一路成长的过程里，我都觉得我的故乡在别处，有一天我遇到它，我就会知道它是我的故乡。所以，在法国，我觉得我是“局外人”。但另一方面，我爱法语，它可能是我真正的祖国。但说到法国这个“国家”，我得说我没真正认同过。

　　记者：大家认为你很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让我们假设一下，如果明天你得了诺贝尔文学大奖，你会在颁奖典礼上说什么？

　　勒·克莱齐奥：这可真是个“假设”。我不知道该在诺贝尔颁奖礼上说什么，不过面对公众我倒更情愿说些话。我会谈谈杀死孩子的战争。对我而言，这是我们那个时代最可怕的东西。文学也是提醒人们这一悲剧存在的手段。最近法国人给不少女性雕像罩上了面罩，以谴责阿富汗对妇女自由的否定。这非常好。同样的。我们也应该在所有儿童雕像的心口涂上血红的颜色，以提醒公众，在巴勒斯坦、南美或是非洲，每时每刻都有孩子被子弹夺去生命。大家从来都不谈论这些事。          （编译  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