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莱因戈尔德

　　珍妮弗·莱因戈尔德

　　1

　　著

　　译林出版社

　　投机：1989~1991

　　埃德在我家门口把我接上了出租车。我的家当里当时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炫耀的东西，但是葆拉和我将许多甜蜜的东西注入其中，并且我们为它感到十分自豪。埃德看了一眼房子，他几乎就要大笑起来。“你该到华尔街来谋求大的发展。”他说。

　　“这是他们愚弄公众的那条街”

　　当我跨出从斯卡斯代尔发出的早班快车并站在麦迪逊大道上，在早晨灿烂的阳光下神经质地眨着眼睛的时候，我就是这么想的：“这是他们愚弄公众的那条街。”而当我看着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努力避免撞到街上的当地人的时候，心里产生了一种最轻微的欣慰感。

　　至少我是在华尔街上工作。和华尔街比起来，麦迪逊大道是广告世界的中心，那些聪明伶俐的公司在这里大量烧钱，并且发挥创造的能量来劝说我们大众，我们要用黛亚牌（Dial）洗手液，刷牙要用高露洁，揩屁股要用魅力牌手纸。幸好我将成为的是一名证券分析师，这份工作是根据各家公司的优点来评估其投资价值，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用毫无意义的口号与夸大的承诺来减少美国肥皂剧的观众。

　　我的新工作就是进行公正的研究，我想，跟人工操纵没有任何关系，每一件事都与平衡的、理性的思考有关。我一下跃到华尔街，部分是因为报酬的原因，但是还有一个原因：对像我这样喜欢合理安排自己一生道路的严肃的男子，做分析师似乎是一项完美的工作。诚然，动感情和做夸大宣传的事情不时会偷偷潜进我的工作圈子里，但是从事股票市场的工作终究需要理性，需要分析和冷静的思考。欺骗大众并非这一系统的一个部分。

　　我也这样想过：现在回忆起来，前面那种天真的想法听起来挺崇高——或者不客气地说——挺愚蠢。华尔街欺骗大众的程度肯定不轻于麦迪逊大道，至少，如果你是公司的一名执行官，你就会努力让投资者——以及分析师——相信，你们公司的股票将牛气冲天。但是我的工作，我常常告诫自己，就是要做到言直行正。我以前曾经做过推销工作，但我从未喜欢过这项工作。现在我终于有机会将精力全部集中到以事实为根据的工作上了。

　　此刻我像抓住救生圈一样抓住这个想法，当我走到麦迪逊大道，往西来到第48街，向北拐到第6大道，一直走到位于第50街与第6大道交叉口的摩根士坦利总部大楼，此时我还牢牢抓着这个想法没有放松。我今年36岁了，这是来到华尔街的第一天，我害怕得要命。

　　我可不是一棵从卡车上掉下来的大头菜，我是从华盛顿特区来这儿的，在那里我在微波通信公司（MCI）已经干到负责经营分析的主管，而微波通信公司的一夜暴富震撼了整个电信业。我前两年同华尔街，就是同华尔街的分析师和银行家们打过交道，一直想让他们像我一样对我服务的公司持正面看法。我最喜欢在争论微波通信公司和电信业的前景时同他们展开智力上的交锋。就像音乐家在那儿进行的短期演出。

　　但这是一段风光的时间。其间我受雇于一家第一流的投资银行，那里是更适合身穿布克兄弟牌服装的格林威治贵族子弟呆的地方，我只是一名来自纽约布法罗的、中产阶级出身的、毕业于公立学校的小伙子。我将成为摩根士坦利由35名经过挑选的分析师组成的团队中的一员，我的工作就是推荐股票——还有，他们告诉我，要调动金融市场。这项新工作的声望和权力让我充满了自豪感，但是它要求的责任却让我害怕，让我自卑。这就像我从来没有在A级队打过球，忽然参加了全国棒球协会的比赛。我该怎么办呢？

　　从一个只有中学文凭的废五金收购者的儿子到今天，我已经很多次涉险过关了。在位于奥尔巴尼的纽约州立大学我主修政治学，辅修数学。我认识我的未婚妻——葆拉·奇默，是在我们第二学年的第一天玩棒球的时候。她学的是艺术史，然后回到学校担任一名儿科重症护士。而我则成了芝加哥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专攻中东政治的理想主义的研究生，确实，我想将我的一生献给那个火药桶地区的和平事业。

　　我在得克萨斯大学的LJB学院完成最后的学业，在1979年取得了硕士学位。我当时希望从事对外政策方面的工作，而不是接受年薪2.4万美元的在永道会计师事务所（Coopers  & Lybrand）华盛顿特区办事处的经济顾问的职位。在永道有几年我确实感到快乐，从事的工作符合我的禀性，而且我逐步干到了食物链的上端。当时我一被提升为经理，工作就越来越多地涉及向客户销售咨询服务，销售方面的事情让我感到厌烦。我不想让我的生活被高速旋转和夸张宣传的销售工作所主宰。到一家业务发展处在上升期的新经济型公司去工作对我来说越来越有吸引力了。我想避免与销售和营销有关的一切事情。我是一个理智型的人，喜欢对复杂的问题进行推理，而不是将所有的东西都归结为广告口号和销售市场。但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这样的事情却总是时刻相伴的副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