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辈·下岗·市场

　　我的一生中，将永远记得那一幕：当我接到人民大学的录取书，带着憧憬和希望准备开始人生新的一页时，我的父亲正在小镇的一个国有酒厂的会议室里接受他必须买断工龄下岗的命运。他用18年的工龄换回了1800元，从此结束了他作为一名产业工人的生涯。

　　和许多工人一样，父亲是顶替退休的爷爷从一个农民成为一个工人的，当时他是乡里乡亲们羡慕的对象。爷爷工作的酒厂在省里另外一个地级市，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真是路途遥远。今天经高速仅两个小时的车程，在当时却是翻山越岭，那山顶上，绑满了行李的长途客车要走上一天。所以父亲一年只回两次家，过年的时候我总是去车站等他，眼巴巴地望着公路的尽头那渐渐变大的汽车。他每次都会把工厂过年发的猪肉做成香肠带回家。

　　在两地分居多年之后，父亲调到了附近小镇的一个国有酒厂。那一天，我可以从他的皱纹中读出茫然、读出伤感、读出坚强。我装着那1800元坐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车，临行前父亲说：“好好上学，钱爸爸会挣。”那一年，妹妹读高二，父亲同样告诉她，“好好上学”。

　　当我坐在大学的课堂上开始学习大学语文的时候，前半辈子一直以酿酒为业的父亲，在年近五十之时第一次走入了市场经济的大潮。那是活生生的教材。他曾经在一家民企做销售，卖钢材，不料老板卖的劣质钢材被质监局查获，却要求他承担损失，辛苦一年的两万元全赔回给了老板。

　　他曾经做过运货员，五十多岁的时候去学开车，妈妈总是担心得吃不下饭。“当工人闲适了半辈子，什么时候受过这种苦。”妈妈总是这样感叹。   

　　我永远记得，六年后的那一天，妹妹大学毕业了，父亲那宽慰的笑容，他说：“我这六年还算成功吧，把你们两个大学生供了出来，家里没有借一分钱。”如今快到退休年龄的父亲终于在家里休息了，种种菜，打理打理橘子树，他总是数着日子等着自己满六十退休的那一天，那一天他就可以领到退休金，在他的概念里那才是真正可以休息的日子。他说：“我们还是要靠国家”。

　　在中国，像父亲这样下岗的工人有3000万人。这一代，上山下乡，文化大革命，人到中年又面临下岗，承担着赡养上一代和抚养下一代的重担，在改革的洪流中经历着生活的动荡。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从来对中国充满着信心，他们同样创造着改革的历史。

　　国企改革大事记

　　1979年至1984年，国企改革迈出了“放权让利”的第一步。这一阶段主要是通过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利润包干等措施，调动企业完成计划和增产增收的积极性。但是，由于缺少有效的产权约束、市场竞争和市场化的价格体系，企业产值的增加往往靠大量资金的投入来实现。 

　　1985年至1993年，国企改革迈出了“两权分离”的第二步。这一阶段的改革主要是通过推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措施，实行政企职责分开、国有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国营企业从此成为国有企业。

　　股份制试点正式展开。到1991年底，全国共有各类股份制试点企业3200多户，其中89户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试点企业的经验证明，股份制有利于根本转变企业经营机制，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

　　1994年起，国企改革迈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第三步。1994年《公司法》的正式实施，标志着企业改革进入了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新阶段。1995年，全国确立了100户试点企业按《公司法》进行制度创新。 　　

　　1999年《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出台，标志国企改革全面进入了“国有经济布局战略调整”的新阶段。这一阶段以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为目标，在布局上将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集中，在结构上通过股份制改造、引入战略投资者、重组上市等方式实现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 

　　2003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作为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表直接监管196户中央企业。李荣融被任命为国资委主任。国资委的成立使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进入由出资人统一规划、市场化运作的新阶段。出资人代表的逐步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有大型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 

　　2006年12月，国资委首次明确了国有经济发挥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的具体行业和领域。根据部署，到2008年扭亏无望的国企基本退出，到2010年中央企业调整重组至80户到100户，其中30户至50户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 

国企改革人物谱

　　周冠五   1979年，周冠五已经61岁，他率领首钢成为我国第一批改革试点企业。他创造的首钢承包制对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示范。到1994年，周冠五把首钢带到了巅峰状态，首钢以823.7万吨的粗钢产量一跃而成国内钢铁业群雄之首。时年11月，他被评为中国改革风云人物，1995年1月，77岁的周冠五离休。

　　马胜利  在中国企业史上，马胜利被称为“企业承包第一人”，1984年因承包石家庄造纸厂而名动天下，两获五一劳动奖章，四次受到邓小平接见，全国各大造纸厂要求他去承包。1994年，石家庄造纸厂门口那块“厂长马胜利”的铜字招牌被拆除，第二年，58岁的马胜利提前退休，造纸厂因资不抵债向石家庄中级法院申请破产。马胜利自己总结出“十大失误”，主要包括头脑发热、骄傲情绪、用人失误、盲目承包、市场失策等。

　　关广梅  关广梅现象是1987年的热点，这位辽宁本溪蔬菜公司东明商业集团总经理，承租多家商店的成功，为她赢得了“租赁企业家”和“女改革家”的称号。《经济日报》对租赁企业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展开讨论，提出了“关广梅现象”的概念。

　　步鑫生  步鑫生是国企改革中的第一个明星，在濒临破产的浙江海盐衬衫厂，他实行“联产计酬制”，做多少衬衫，就拿多少工钱，上不封顶，下不包底。做坏一件衬衫要赔两件，“你砸我的牌子，我砸你的饭碗”。1988年1月，随着步鑫生被免职，中国企业变革史上的最后一个“政治化偶像”落幕了。步鑫生后来在上海创业，随后在北京承包亏损的服装厂等。1993年，他受人邀请，到秦皇岛创办以他名字命名的步鑫生制衣公司。目前，他从制衣公司退休，选择上海定居。 

　　张瑞敏  张瑞敏出任青岛日用电器厂厂长后，制定的第一条规章制度是“不准在车间随地大小便”。1985年，张瑞敏抡起大锤一砸，把相当于全厂职工两年工资的冰箱砸成废铁，也砸出了质量。将一家濒临倒闭的冰箱厂塑造成了国际著名家电企业。海尔的成功，是张瑞敏经营管理能力的巨大成功。海尔模式被无数企业争相效仿。

　　柳传志  从中科院计算机所拨的20万元起家，柳传志带领着联想进入了世界500强。1997年，他刚刚在公司成立职工持股会，说服财政部和国有资产管理局同意将国有股的35%股权出让给联想的员工，顺利度过产权改革关。万通董事局主席冯仑评点中国当代企业家，戏称柳传志作为中国企业领袖，已经可以把自己的像挂在墙上供人顶礼膜拜，换句话说，他已经是中国企业家中教父级的人物。

　　李经纬  1983年，作为三水酒厂厂长李经纬到广州出差，他第一次喝到了易拉装的可口可乐，体委干部出身的李经纬很天才地想到了运动饮料，这就是后来的健力宝。经过洛杉矶奥运会成为中国奥运代表团首选饮料的关键性战役，“东方魔水”成为中国民族饮料第一品牌，开启了广东粮、珠江水称雄中国的时代。

　　褚时健  1998年，中国红塔山烟的制造者、大名鼎鼎的褚时健，最终还是不能脱俗，在临退休前因“私吞公款”而锒铛入狱。此事件当时引起国内企业界极大的震动和社会广泛争议，不久便导致国家“企业家年薪制”政策的出台。据说，褚时健入狱不久后保释监外服刑，现今在云南老家安享晚年。

　　倪润峰  国企强人，曾任长虹董事长兼总经理。1988年他开始领导长虹后，长虹企业产品、产量、利税连续5年在全国同行业中位居第一。他曾屡次挑起家电大战，让家电行业成为竞争最充分的行业之一。他大手笔囤积彩管演绎了“倪式战争”的高潮，也埋下了长虹深陷泥潭的苦果。

　　冯根生  冯根生被称为中国最长寿的企业家，从胡庆余堂的学徒到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总裁，青春宝可谓是中国最早的保健品。他是1988年全国评出的首届20名优秀企业家之一。1993年他邀请正大集团控股，出售国有资产，引发了“靓女先嫁”的争论。

　　张五常：

　　两个现象是中国奇迹之首

　　承包引用到工业困难不少

　　1986年，我被邀请到北京的首都钢铁厂去研讨他们的承包合约安排。在他们的宿舍住了几晚，讲了一次话（题为“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承包制”）。16年后——2002年4月22日，我被邀请到中共中央党校讲话。该校的商学院院长到机场接我，途中说当我在首钢讲话时，他在座。他说事后每个听众都受到警告，说不要相信我建议的把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和把界定了的使用权推到尽头。英雄所见略同——中国人这样说——过了不久，使用权与所有权的分离成为邓小平说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基础。

　　承包合约在农业很成功是没有疑问的。但当承包合约引用到工业时，遇到不少困难。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考查这项目时，主要的困难是工业的资产要折旧。维修保养与再投资的责任谁属，上头政府与下面国企之间常有争吵。我建议过一些解决方案，包括发行可以转让的股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发行股票开始实施，但主要是有垄断保障而有利润的国企。至于那些要亏蚀的无数国企，他们的资产净值早就下降至零。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执政的人要把亏蚀的国企免费送出去也不容易。 

　　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困难。上世纪90年代初期起，亏蚀的国企的困难再不是资产贬值——他们没有什么还可以折旧的了——而是要吃饭的国家职工没有补偿不能解雇。21世纪开始，这些亏蚀的国企成功地近乎全面私有化，主要的协助是地价上升了。

　　你可以想象粮票一文不值吗

　　1988年的秋天，我带美国经济学泰斗弗里德曼夫妇游览长三角一带。米尔顿先生见到小贩在烂泥路上经营是高兴的，后来在北京会见总书记时，他对总书记说街头小贩要贿赂才能拿得牌照。晚宴上，苏州的一位副市长与米尔顿争论国营企业的优越性。1993年的秋天，我再带弗里德曼夫妇到中国，上海的一条大街灯火通明。弗氏夫妇1998年时再到上海半天，米尔顿不相信自己见到的。

　　1988年的上海，我在街上走，肚子饿，见到街上一个小贩卖饺子。我拿出钱包，但发觉单是钱不管用，还要粮票。一个过路的人见我跟小贩争议，送给我一小叠粮票。我大喜，米尔顿问我为何那么高兴，我说：“那位先生免费地给我这些粮票。你可以想象粮票一文不值吗？这个城市将要爆炸！”果然爆炸。

　　经济爆炸发展收入爆炸性上升

　　回头说中国奇迹吧。那史无先例的经济制度之外，我选两个现象为奇迹之首。其一是约1993开始，长江三角洲出现了爆炸性的经济发展，伸延到国家的中西部去。这个现象出现的时期，开头有人民币的贬值，有20%以上的通胀，跟着是3%强的通缩，而房地产的价格下降了2/3以上。

　　其二是大约2000年起，通缩终结，农民的收入开始爆炸性地上升。从2000年至2007年，我的估计是农民人均收入的每年增长率，高达20%。工作年龄的农民，四个有三个转到工商业去了。只要这趋势继续，十年后中国农民的人均收入会与城市的中等人家打平。趋势如果真的继续，我的估计是二十年后，中国的经济实力会等于十个日本。

　　专家点睛

　　张五常被称为“华人世界里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今年7月中旬，一场由诺贝尔经济学家科斯发起的“中国经济改革”的学术研讨会在芝加哥大学举办，这一场研讨会竟然齐集了4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世界对中国经济奇迹的兴趣是如此之浓。在这个研讨会上，张五常发表了他的《中国的经济制度》。经过他本人的同意，本报对他的文章节选刊登。

　　本版文字/记者邱敏

　　2008年中国企业

　　500强国企私企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