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也是一部国企改革的历史

　　数万家国有企业退出市场

　　3000万下岗职工再就业

　　承包制、厂长负责制、股份制

　　放权让利、两权分离、产权改革

　　三十年波澜壮阔 改革风云仍在继续

　　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也是一部国企改革的历史

　　数万家国有企业退出市场

　　3000万下岗职工再就业

　　承包制、厂长负责制、股份制

　　放权让利、两权分离、产权改革

　　三十年波澜壮阔 改革风云仍在继续

　　文/记者邱敏

　　新华社、中新社供图

　　改革关键词

　　放权 

　　“我愿立军令状。乔光朴，现年五十六岁，身体基本健康，血压有一点高，但无妨大局。我去后如果电机厂仍不能完成国家计划，我请求撤销我党内外一切职务。”          ——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1979年

　　直到今天，蒋子龙的短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仍被视为中国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乔光朴和两年零六个月没完成任务的电机厂的故事，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回了1978年的国营企业：乔厂长把9000多名职工一下子推上了大考核、大评议的比赛场。不管是干部还是工人，业务上不过关或是平时不认真干活的，都成了编余人员。这在如今看起来很平常的事件，却是30年国有企业改革的起点——企业自主权改革，其核心只有两个字：放权。

　　17岁的谭国华和20岁的郑力游就是在那一年进入广州珠江钢琴厂的，谭国华当时高中毕业，而郑力游则下乡回城。

　　“当时找份工作不容易，当工人更是好威水，我是因为父母都在厂里才能进来。”谭国华回忆起当学徒的日子，“当时我们一天挣8毛钱，八级工资制里最低的一级，叫作‘八路军’，哈哈，一个月总共24块钱。每个月做满208个小时，就不用干活了，厂里也不会再安排你干活。” 两个懵懂少年，并不知道他们和珠江钢琴厂一起将要迎来国企改革的大潮。

　　1979年5月，国务院宣布，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八家大型国企率先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首钢总经理兼党委书记周冠五走上了历史舞台，在后来的岁月中，人们把周冠五看成现实中打破禁锢、锐意改革的“乔厂长”。

　　有一个说法是，时任首钢总经理兼党委书记的周冠五，申请成为试点的直接原因是“虽然管理20万职工，但他却没有权力签字改造一个厕所。”此情是否属实随着周冠五在2007年的辞世，已经很难搞清楚。但却真实地反映了计划体制下，国有企业自主权严重缺乏的现实。

　　珠江钢琴厂：2分钱的超定额奖金

　　1979年7月13日，国务院一口气印发五个文件，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在利润分配上，给企业以一定比例的利润留成；二是在权力分配上，给企业以一定的生产计划、产品购销、资金运用、干部任免、职工录用等方面的权力。

　　周冠五在首钢迅速推行了“三个百分百”：每个职工都必须百分之百地执行规章制度；出现违规违制，都要百分之百地登记上报；不管是否造成损失，对违制者要百分之百地扣除当月全部奖金。

　　周冠五明确提出“利润包干”，在保证完成2.7亿元利润上缴的前提下，超额利润由首钢按4∶3∶3比例（40%用于生产发展；30%用于职工集体福利；30%用于工资奖励）自主分配使用。一场轰轰烈烈的减产增收运动展开了。当年首钢的利润达到了3.1649亿元。在上缴2.7亿元后，首钢第一次有了可以自主支配的4000多万元。改革的前三年，首钢利润净额年均增长45％。

　　与此同时，在广州的珠江边上，被称为“黎大胆”的黎达苏在珠江钢琴厂掀起的改革震动了广州国企：率先进行生产定额管理，超定额分级奖励，打破发放奖金大锅饭的奖励制度。“这在当时的二轻系统可称得上离经叛道。”当时在广州经委工作的陈平回忆说。

　　“超定额工作时间一个小时发2分钱奖金，别小看这2分钱，当时8分钱就可以吃一顿很好的了。”谭国华说，“大家的积极性马上被调动起来了。我们年轻人虽然生活压力不大，但也干劲十足，就觉得改革有奔头。”“我记得我师傅第一次拿一等奖是3块3毛3。”郑力游说。

　　改革关键词

　　承包

　　初尝改革甜头的人们在80年代是快乐的，昂扬的。正如《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中所唱：“啊，亲爱的朋友们，创造这奇迹要靠谁？要靠你，要靠我，要靠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惹人醉，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甫一“放权”就激发了国有企业如此的活力和效率，人们更多地把国有企业面临的问题归结到管理和机制上，人们相信就像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国有企业也完全可以通过承包等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方式获得新生。1984年国务院发布《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这一规定的主攻对象是破三铁，铁饭碗、铁工资和铁交椅。承包制开始大行其道。

　　提到承包制，不能不提马胜利。马胜利被称为“企业承包第一人”。四次被邓小平接见，唯一一个两获“五一劳动奖章”的人，从中我们可以想见马胜利当年的影响，更可以看到在国企改革中承包制曾被寄托的巨大希望。

　　1984年，石家庄造纸厂已经连续亏损三年。这年的3月28日，厂门前突然出现一份《向领导班子表决心》的“大字报”：我请求承包造纸厂！承包后，实现利润翻番！工人工资翻番，达不到目标，甘愿受法律制裁。我的办法是：“三十六计”和“七十二变”，对外搞活经济，对内从严治厂，关心群众生活……作者是该厂46岁的业务科长马胜利。

　　马胜利按照市场需求，把原来的一种“大卷子”规格变成了六种不同的规格，颜色也由一种变成三种，还研制出“带香味儿的香水纸巾”。一系列的措施让厂子顿时有了活力。结果，承包第一年就为厂里盈利140万元，承包4年，利润增长21.94倍。1985年7月26日，全国报纸都刊登了新华社的长篇通讯，《时刻想着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好厂长马胜利》。一时间马胜利成为现代企业家的典型，获得各种荣誉，人们对马胜利的演讲如痴如醉。承包似乎成为国企改革的一剂灵丹妙药，一包就灵。

　　广州工人：一个月可以拿到一两百块钱

　　1987年马胜利提出他的宏伟蓝图：创办“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在全国二十个省市承包100家造纸企业。一时间，全国各地要求马胜利去承包的电报如雪片般飞来。但没有调研、没有资源整合、没有管理、没有技术的输出，没有集团经营的战略，从1989年下半年，很多隐藏的问题暴露出来，马胜利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了。

　　1990年石家庄造纸厂亏损300多万元；1991年5月，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解散。1995年，当时56岁的马胜利被免职退休，1995年石家庄造纸厂资不抵债申请破产。  

　　但无论如何，初尝改革甜头的人们是快乐的，充满着干劲与激情。原来计划经济时代“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局面得到改变。从农村到城市，逐步打破了“大锅饭”，年轻人顿觉浑身有了冲天干劲，纷纷跃跃欲试，按捺不住在建设四个现代化进程中大干一场的激情。

　　谭国华笑着回忆说：“钢琴厂越来越好，奖金也不断提高，到了1982年一个月可以拿到一两百块钱，这在广州的工厂里算是很高的。我们每次一出粮，5个工友每人拿一块钱出来，凑成五块钱就去当时在广州很有名的华北饺子馆吃饺子，可以吃到很多品种的饺子。”

　　“那时候，工厂里的集体活动特别多，下了班就在厂里顶层的平台上学跳舞，组织乐团，到各个工厂唱歌联欢。”

　　改革关键词

　　股份制

　　当年的陈光制造的动静有点类似于今天的仇和。大家用两个词来形象标名他的改革：陈卖光和陈送光。1995年，《中国青年报》刊登了长篇通讯《话说陈光》。一场姓社姓资的大讨论由此开启。

　　1992年，珠江钢琴厂迎来了黄金时代。由于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在童志成的领导下，珠江钢琴以每年递增一万台的速度发展着，从排名全国四大钢琴厂倒数第二，一跃而居市场占有率之首。“那个时候，每天来厂里拉琴的汽车排成了长龙，买钢琴凭票，就算有了童志成签名的钢琴票交了钱还得等上几个月。” 谭国华说。

　　但大部分国企并没有珠江钢琴厂这般红火。从1984年开始一直到1991年，利改税、承包制、政企分开，绝大多数的国有企业仍在承包制的框框里，在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上下工夫。但承包制的局限性已经暴露无遗，国家开始重新思考国企新的振兴战略。股份制小心翼翼地在濒临破产的小型国企中试水。

　　这一时期，陈光在山东的激烈改革先于政府的决策和学者的建言开始了。当年的陈光制造的动静有点类似于今天的仇和。大家用两个词来形象标名他的改革：陈卖光和陈送光。

　　1991年，35岁的陈光当选为诸城市市长。从1992年起，诸城市282家国有和集体企业全部改制，其中90%以上的企业是按“股份合作制”改的，即将企业净资产卖给内部职工。最早启动改革的四家企业之一四达厂将180万元净资产卖给内部职工。当年10项主要经济指标均翻一番，每个入股的职工都可以得到占股本金54%的红利。“送光”则是陈光到菏泽任专员、市长后的事。陈光将资产仅500万元的诸城农用车厂无偿送给了北京汽车摩托车总公司，引来大批投资进行改、扩建。这家小厂后来蒸蒸日上，现在成了大名鼎鼎的北汽福田。1995年，《中国青年报》刊登了长篇通讯《话说陈光》。一场姓社姓资的大讨论由此开启。

　　1997年5月20日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了江泽民同志当天在中央党校的讲话。讲话中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新提法——要积极探索股份制等各种“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随后，《中国青年报》刊登《再说陈光》，这是《中国青年报》1997年度被转载最多的一篇报道，当时全国两千多家报纸，没转载它的屈指可数。

　　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看陈光的激进改革，我们会看到这种“股份合作制”中人人持股、平均持股带来的“新大锅饭”的隐患；这些卖出去的国企后来也有许多破产；但股份制就这样地走上了中国企业改革的舞台。当市场经济的概念终于得到确立之后，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将进入制度创新的阶段。

　　而在接下来的这轮企业产权改革的浪潮中，不少曾经风云一时的优秀企业家，如健力宝的李经纬、伊利的郑俊怀、科龙的潘宁等都栽了跟头，前两个锒铛入狱，后一个黯然远走加拿大，而海尔、长虹、海信、春兰等企业的改制方案都先后被叫停，中途夭折。

　　2008年，陈光被任命为山东省省长助理。

　　改革关键词

　　抓大放小

　　工厂开始退出城市。工业大道、纺织路这些代表了广州工业历史的地名逐渐“名不副实”，广州重型机械厂的土地上盖起了光大花园，广州农药厂的地变成了金碧花园。

　　1998年，走向市场的国有企业面临着社会负担重、历史包袱多、企业冗员严重等问题。全国有三分之二的国有企业亏损，全部国有企业利润仅213.7亿元。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目标，围绕着“放活国有中小企业、国有困难企业关闭破产、国有大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革”的思路，国有企业进入了“生死关”。学者们把这一阶段称为国有经济布局战略调整，民间则形象地解读为：国退民进、抓大放小。   

　　历史重任首先被赋予了中国最传统的产业纺织工业。199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把纺织工业作为国有企业改革解困的突破口。1998年1月23日，全国纺织“压锭”的第一锤，在中国最古老的机器纺织企业——上海申新纺织第九厂敲响。总重达600多吨的5.5万锭纱锭，被送进了熊熊的炼钢炉。亲手砸掉多年来朝夕与共、细心呵护的纺纱设备，很多老工人当场流泪。上海纺织在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壮士断腕、凤凰涅槃，通过“关、停、并、转、破、卖、送、迁”的悲壮举措，进行了产业结构大调整、人员平稳大转移，进行“第二次创业”。上海纺织棉纺能力从历史最高时的250万纱锭减到100万纱锭，近两百家老企业在关停并转中销号……然而，经过优化重组，并积极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服装、大装饰和产业用纺织品三足鼎立的“都市纺织”新格局开始凸显。 

　　这一时期，许多国有企业的重组都背负着“解困”的重任。珠江钢琴厂就是在这一时期兼并了广州二轻系统乐器公司及属下全部企业，共11间工厂，当时这些企业的亏损面高达55%，随之而来的还有近千名离退休工人。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调整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千百万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失业和下岗，成为继亿万农村劳动力进城之后，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一个最热门的话题。据有关学者的统计，这部分的职工人数高达2000万~3000万，并且直接涉及到20%以上城市居民（包括失业下岗职工本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切身利益和生存状况。下岗问题的解决成为关系到国家经济结构能否顺利转型、体制改革能否成功进行、社会能否保持安定团结的重大问题。与此同时，以解决失业和下岗职工的生活保障和第二次就业问题为目标的“再就业工程”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广州：“名不再副实”的工业大道

　　“一次性买断工龄”这一解困中的人员处置方式就是这一时期在广州创造的。1995年广州无线电厂原总数近3000人的职工队伍裁减为1800人，被裁减职工中，除极少数因劳动纪律性极差等原因除名外，其余的有权选择辞职、调动、“一次性买断工龄”或“离岗退养”。有330人选择了“一次性买断工龄”的方式，其生老病死等各种关系从此与厂里“一刀两断”。在此后的十几年间，人们对这个词汇越来越熟悉。 

　　目前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系工作的谢桂华，当年在北大社会学系攻读硕士学位时所做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下岗职工属于年龄偏大、家庭抚育负担重、文化程度偏低、技术单一或从事熟练工种的劣势劳动力，其中妇女占到70%以上。

　　更重要的是，对下岗职工们来说，从长期以来习惯了的“主人翁”一下子成了没有工作的人，其间的心理落差往往是难以承受的。     

　　这是艰辛的十年。从1998年到2008年，整个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本完成。根据国资委公布的数据，到2006年底国有中小企业改制面已接近九成，已有3658户国有大中型困难企业实施关闭破产。

　　与此同时，工厂开始退出城市。工业大道、纺织路这些代表了广州工业历史的地名逐渐“名不副实”，广州重型机械厂的土地上盖起了光大花园，广州农药厂的地变成了金碧花园。橡胶厂也要搬走了，在南沙有了新基地的广钢、广船。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这些工厂把位于市区的地出售，地价则往往用来补偿解散国家职工，这也是国企解困能够顺利实现的重要基础。

　　改革关键词

　　攻坚在后

　　无论从国企改革的目标还是激励机制的角度，或者国企本身在市场中的业绩表现来看，国企还存在很多问题，甚至可以说最核心的问题，即如何提高国企的市场竞争力，远未解决。

　　国资委公布的这一组数据耐人寻味：2002~2006年全国国有企业户数从158712户减少到119254户，年均减少9865户；资产总额从18.02万亿元增长到29.01万亿元，年均增长12.6%；利润总额从3786亿元增长到12242亿元，年均增长34.1%。目前中央企业82.8%资产集中在石油石化、航空航天、电力、电信、交通运输、国防工业、重要资源开发、重大装备制造等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

　　“三年之内要做到行业前三名，否则国资委给你们找婆家。”这是近年来，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多个场合的表态。事实上，根据国资委的最新部署，到2008年扭亏无望的国企基本退出，到2010年中央企业调整重组至80户到100户，其中30户至50户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

　　三十年，中国的国企改革在走过了艰难曲折后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攻坚仍然在后。目前这些效益较好的国有企业大部分属于能源、电信、交通、矿业、银行等垄断性的企业，而制造、加工等开放竞争性的行业的国企仍然存在极大的问题。

　　在东京银座繁华的街头，布满了炫目的霓虹灯广告，这是全世界制造业精英们寸土必争的品牌形象，在其中只有一个中国品牌——海尔。在最新的财富500强排名中终于出现了中国第一家制造企业——联想，今天这是一家民营企业。

　　有关专家坦言，深化改革的任务仍然很重，因为无论从国企改革的目标还是激励机制的角度，或者国企本身在市场中的业绩表现来看，国企还存在很多问题，甚至可以说最核心的问题，即如何提高国企的市场竞争力，远未解决。“国企的决策机制、管理机制、分配机制仍带有较多原体制下的痕迹。公司化改革仅仅达到了企业改制的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