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本报记者 柳建云  

　　近日，《为庆祝改革开放30周年》系列丛书即将出版问世，这套书的作者就是中国改革进程的见证者和重要参与者、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这套书一共分为4本，包括政府转型、改革文集、改革访谈、改革历程，核心内容是记载30年来高尚全亲身参与的改革重大事件。“其中政府改革、企业改革、宏观调控、理论创新、劳动力市场等建议悉数被中央采纳。”高尚全介绍说。而这一套书，也成为年届八旬、人称“高改革”的著名经济学高尚全的一段人生记录。

　　50年前敢于对“计划经济”说不

　　“计划经济的弊病在于‘统得过多，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又统’，不断地纠缠于这个死循环之中。”高尚全这样总结说。

　　在计划为主流的时代，高尚全却从外人见怪不怪的事件中发现体制的弊端，其中的三段调查经历让他至今难忘。

　　1956年，高尚全在一机部工作，“当时沈阳有个冶炼厂和机械厂，两个厂之间只有一墙之隔，冶炼厂生产铜，机械厂需要铜。但是，冶炼厂属于冶金部，机械厂属于第一机械工业部，长期都是冶炼厂生产的铜被调往外地，而机械厂则由一机部负责从外地买进铜。由于工厂都是按指令完成生产计划，并不考虑成本，一墙之隔的两个企业从未想过相互交易。

　　“另一个例子是，洛阳当时要建一个拖拉机厂，于是从长春千里调配施工队到洛阳，同城也有一个纺织厂要建，又由纺织部从各地派施工队到洛阳，却没有考虑由城市统一调配施工队伍共享资源。”

　　“第三个例子是，1956年上海的天气很热，企业为了不影响生产，采取降温措施。当时的降温措施比较简单，主要是风扇、鼓风机，但是企业即使采取这样的措施也没有主动权，要经过层层报批，当时经过11个部门的审批，要盖11个图章，等最后的图章盖完，夏天已经过去了。”

　　“这三个不同例子分别说明了，在计划体制下，中央统的过多，资源得不到有效配置，企业缺乏自主权。”高尚全说。

　　当时高尚全写了一篇文章，叫“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发表在1956年12月6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当时有一个画家配了一个漫画，说企业买一个打字机要坐着火车跑到部里审批。“当时计划经济的弊病已经暴露出来了，但是人们不敢说计划经济不行，为什么？因为那时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后来，有人就贴大字报批判说，这怎么行呢？企业有了自主权那还了得，那不是南斯拉夫吗？那不是修正主义吗？”这是他经历的最早的观念之争。可以说，这件事对他后来不遗余力地倡导市场经济有极大的影响。

　　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这样到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时候，问题已经非常突出，在农村改革的影响和推动下，要求城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大。

　　迈出国企改革“放权”第一步

　　高尚全告诉记者，“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l991年这段时期，国有企业改革基本上是按照放权让利的思路展开的。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国企改革大幕，“当时国家决定设立6个企业扩权试点，通过给企业放权让利。主要以承包经营为重点，发挥经营者积极性。”其间，高尚全到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工作。

　　对承包制的评价，高尚全说，“客观上企业自主权扩大了，但弊端也因此呈现：承包制包盈不包亏，企业重生产轻投资，‘拼设备，吃老本’成了承包制企业的通病。”但国企改革毕竟迈出了“放权让利”关键的第一步。此后，高尚全对改革持有真诚和执着的态度，在经济改革的观点和政策建议引起理论界和有关领导的重视，多次被吸收进党的重要报告和决策中。这一时期，国企改革被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但是，放权让利未能解决国有企业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鉴于此，1991年后，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有了新变化，国家将之逐步推向市场，着力解决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国有企业改革进入到制度创新的阶段。

　　1993年，国企改革进入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重点的改革阶段。“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五大方面中被摆在第一位。”

　　高尚全表示，“在此之前的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明确提出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计划不是社会主义特有，南方考察时的一系列讲话，为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发展确定了基调。”在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疑为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提出与实施奠定基础。

　　“任何一件新事物出现都会带来非议，其中有关股份制的争论更是由来已久，在降生之初就在体改委引起积极讨论。”高尚全回忆说，“反对者认为社会主义不该有股份制，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当时国家体改委很着急，汇编了马恩著作中关于股份制的论述。所以，有了勇气推进股份制改革。”

　　“马克思主义也要‘与时俱进’，比如恩格斯到美国后也‘与时俱进’，有了许多新想法。毕竟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高尚全说。在高尚全眼中，企业所有制形式和价值分配方式一直是个焦点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与他最初关注的企业生产积极性问题，也就是“效率”问题，不可分割。力排众议之后，高尚全首先提出应明确劳动力市场概念，他的这些建议被吸纳到中央文件中。

　　力挺“陈卖光” 为华为解围

　　“1994年，山东省委书记邀请我给五套班子做报告，主题就是国企改革。”高尚全清晰记得，会上有人提问，山东诸城国有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革的例子究竟姓资还是姓社。

　　1991年，35岁的陈光当选为诸城市市长。从1992年起，诸城市282家国有和集体企业全部改制，其中90%以上的企业是按“股份合作制”改的，即将企业净资产卖给内部职工，虽然效益增加了。但饱受争议的陈光却因此背负着“陈卖光”的批判压力。

　　“我给出的回答是姓社，”高尚全告诉记者，他的依据是青年报的一项300工人调查问卷。问卷以“假如有人偷国有企业东西怎么办”为题，答案一：给他作斗争，二是假装没看见，三是你偷我也偷，结果220人选第二个，66人选第三个，仅14人选择“斗争”。“这充分说明了当时所有制结构同职工利益没有相联系。”高尚全一针见血地指出，“外国有加拿大，中国有大家拿。既然通过中层改革能给政府减少包袱，还能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为何不支持？”

　　十五大报告，高尚全负责起草所有制部分，为此展开过一系列调研。

　　高尚全向记者回忆了当时的情况，“当时有人说深圳华为姓资。我专门与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一同进行调查。华为原本是小企业，职工没几个，但发展却很有生命力，特别采取职工持股等激励措施后，至今已解决7万人就业，而国家没有投入一分钱，1998年华为就成了中国最大电信供应商，IT百强纳税第一。2007年华为公司向国家上缴税金49亿元。所以十五大报告中提出，“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是一种新型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专家简介：

　　高尚全，现任中国规模最大的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的官方智囊机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他也是童大林、安志文之后的第三任体改研究会会长，同时他还是国内规模最大的民间智囊机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此前，他做过8年国家体改委副主任，6次参与党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特别是他分别参加了1984年、1993年和2003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三个《决定》的起草工作。几十年来，高尚全一直亲身参与改革政策、体制、战略的制定及实践，外界这样评价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改革，他也因此被认为是中国改革进程最有发言权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