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改革开放  同龄

　　人物：陈俊瀚

　　出生年月：1978年

　　职业：公务员

　　我生于1978年的秋天，据说五行缺水，取名陈溱（zhen，音同“真”）。父母或许没想到，这会在几年后给我的生活带来不少的麻烦。开始懂事的时候，正是《霍元甲》风行热播之际。名字与“陈真”一音之谐，让我声名鹊起于乡间，不时有孩童前来寻仇。我也因此勤练腿功，颇以大侠自居。在屡次鼻青脸肿之后，父母终于狠下心帮我改了个不咸不淡的名字，带我淡出了这段江湖岁月。这大概便是我生命最初的影视记忆。

　　上世纪80年代初，在我们粤东的县城里，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意味着极高的实力和号召力。在“先富起来的人”尚未酿成气候之时，它往往在那些拥有海外关系的家庭里零星出现。每当夜幕降临，这些人家便里三层外三层坐满了自带板凳的街坊。我记得，《小城故事》、《月朦胧鸟朦胧》、《血疑》便是在那时赚取了许多大人的眼泪。不过，在一个孩子的视域里，还是《霍元甲》、《霍东阁》、《再向虎山行》、《射雕英雄传》这样的港台武侠剧最为让人兴奋。兴奋之余，难免动手动脚、打打杀杀；但似乎也是在那时，心里隐约有了“情义”、“爱国”等概念的发端。

　　刚上小学不久，我们家有了第一台电视机。花去的四千多元钱积蓄让父母着实有些心疼，但毕竟让我从此告别了向邻居家小孩进贡公仔画和弹珠换取看影视片机会的年代，在我看来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通过在二楼天台支起的那杆天线，仅能收看到中央、珠江、岭南等三五个台，但已足够让《西游记》、《红楼梦》、《乌龙山剿匪记》等片子在我的生活里卷起一波又一波的热潮。这时，县城里那家国营电影院似乎迎来了它的辉煌期。每个寒暑假，我们花十元钱向学校购买一张电影卡，可以去那儿任选观看五部电影。当时看过的电影，除了《少林寺》系列，其他的早已淡忘。印象中，印度的片子特别多，看不懂。但总归，看电影本身就是一件足够令人兴高采烈的事了。

　　不知什么原因，到了我读中学的时候，县城里的电影院逐渐不放电影了，开始是承办了不少异地四流歌舞团的演出，后来索性长年办成上海羊毛衣的展销会。倒是旁边那家私人录像厅红火了起来。不过，高频率出现在门口预告栏的“儿童不宜”几个字，让我们在青涩的年龄始终不敢迈进其中。慢慢地，电视重播率似乎没有以前那么高了，但我们已经开始对与一部片子的偶遇失去耐心。随着VCD机的普及，我和一帮伙伴开始以人名为关键词四处搜碟：周星驰、周润发、刘德华……几乎整个上世纪90年代，我们都深深沉浸在那些或无厘头或酷劲十足的香港电影中，标志性的台词和动作成为了伙伴之间的默契语言。此外，便只有《阳光灿烂的日子》。但就是这一部片子，与我青春的迷茫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共鸣，让我开始思考人生、思考时代。

　　1998年，我到中大求学。突然发现，竟然不费多少气力便适应了广州的语言和习俗。这不由得让我心底一乐：看来自小没有白受电影的濡染。在没有电视的四年时光里，中大的梁■琚堂成了我周末消遣的好去处。5元一张的电影票，观看的多是《洗澡》、《心香》、《幸福时光》、《一声叹息》一类的国产片，没有大制作、大场面，却充满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让人由心底溢出暖暖的情感。或许是因为，江湖英雄和无厘头开始让人产生审美疲劳了；或许是因为，那些片子里，承载着我初恋的温暖回忆罢。

　　在广州工作这几年，可支配的时间少了，偶尔追看电视剧都会隐隐带点负罪感，但对电影的热情却是欲罢不能。虽然80元的电影票有点贵，但我不时还是会去光顾一下五月花、青宫或正佳。这些年，好莱坞大片在影院档期里排得越来越多了，内地片子的制作成本越来越高、宣传声势越来越强了。但我开始抛却儿时的膜拜，学会怀疑某些片子的诚意、不满它们的水准。当然，像《英雄》、《黄金甲》、《赤壁》这样的大热门，即使不满，终归还是要看的。知其所以然，也是一种快意。不过，在这个精神产品已经出现富余的时代，更多的时候我还是愿意安坐在家中，恶补那些在封闭时代无法欣赏的西片，或者搜索那些曾被忽略了的小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