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孙珺

　　职业：媒体从业人员

　　小时候，看电影是一件无与伦比的乐事，乐趣不完全在于可以乘机在电影院里吃零食，更在于识别出“好人还是坏人”的那种快感——当然，无非是这样：主角剑眉星目，反派獐头鼠目；好人一定会有好报，坏人必定不得善终；革命者肯定不谈恋爱，女特务都分外妖娆；主角身负重伤依然高呼口号，坏人总是一枪就给撂倒……唯有一次例外，电影《赵一曼》结尾中赵一曼缓缓走向刑场时，电影院的灯亮了，人们起身向外走去，只有我一人端坐在座位上岿然不动，大人来拽我，我很镇定地望着他们说，电影没演完呢。好人怎么能死呢？肯定有人来救她的。他们哗啦笑了。我不明白他们笑什么。

　　渐渐长大了一些，终于开始明白，电影并不像当初我理解得那么非此即彼，非忠即奸。大人们说，现在的电影，越来越有“人味儿”了。这个我信，因为光影浮现中一些细节开始渗入到我的心里，于是会像陆文婷的儿子一样，用白粉笔拼命地涂篮球鞋；像小英子一样把指甲花捣汁用来染红指甲……那时，看电影的人很多，每每曲终人散时，成年人也和我们一样在激烈地讨论着电影里的一切。

　　那个时候，看电影最常见的形式是学校包场。票价一般是5角。拜中学校长是当地影评协会会长所赐，我们几乎包场看过当时所有的热门电影。我还清楚地记得，有学生家长义愤填膺地挥着拳头对着校长咆哮，质问他为什么要组织学生去看《红高粱》这样“丑化中国人”的电影？！简直是“诲盗诲淫”。微风掠过校长的发，校长依然微笑着对我们说，有些东西，比如艺术，现在你们可能看不明白，但是总有一天你们会懂，三十年都不会忘。及至真正懂得了这句话和那些曾看过的电影，已是一别经年。而那个时候其实真是不容错过的，因为那正是“第五代导演”发力、频拿国际大奖的黄金时期。

　　上大学后，看的片子多了，去电影院的机会却少了。在图书馆的录像厅那两台破旧的电视机前，挤在并不舒适的凳子上，不得不用手撑着发麻的脖子做仰望状，为的就是个“先睹为快”。某一日，赫然发现这世界上多了一种叫做“大片”的东西。为了去见识一下这大片究竟有多大，我和室友曾穿着臃肿的羽绒服，咬着糖葫芦，徜徉在京城某影院外，呵气成霜——看到票价时不由倒吸一口冷气。30元哪！30元看一场电影！

　　直到后来《泰坦尼克号》卖到百元一张的票价，才终于释怀：原来大片不仅是名头大、制作大、投资大、卡士大，我们掏钱的票子也要大。如今，电影的制作越来越大，阵容越来越豪华，但对观众情绪的控制似乎却越来越浓缩，散场后，人们往往喜怒不形于色。

　　某日去看《变形金刚》，旁坐一对母子，母亲担心上幼儿园的儿子听不动英语对白，便兀自为孩子翻译起来，孰料那三四岁模样的孩子摆摆手，一副见多识广的模样：你别吵了，我看得懂！果然，一会儿小家伙就对妈妈讲结局了，问他怎么这么明白？他昂然道，早就看过动画片了！

　　明明暗暗，影影绰绰间仿若回到从前，也是这半大小吧，端坐在电影院里不肯离去，为的是二元判断“好人怎么能死呢？电影肯定没演完”。不禁莞尔，不禁怅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