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5月1日，广东出现了全国第一支流行乐队——“紫罗兰”轻音乐队，揭开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序幕。随后，一股“西北风”刮遍全国，风停了，我们开始哼唱《大哥，你好吗》、《小芳》和《爱情鸟》。

　　文学则在那个特定时期点燃了一支火把。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冒着一定的政治风险发表了小说《伤痕》，随即，一场关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潮的大讨论在全国展开。

　　今天，草根音乐可以由网络媒体推上历史舞台并迅速红火，文学也成了我们生活中的消费品……弹指一挥，30年。

　　职业填词人、音乐制作人 崔恕

　　最近八年是国内

　　流行乐的萧条期

　　文/记者林希 图/见习记者范术刚

　　一首《爱如空气》把演员孙俪捧为歌手，婉约的词风让人印象深刻。坐在记者面前的填词人是一个“与改革开放同龄”的填词人——崔恕。他说，“如果我们的时代没有再出一个许冠杰，那是因为音乐人的自觉度不够”，然而时至今日“我们的时代仍有巨星”，只是巨星的标准和诞生的机制产生了变化。虽然最近8年是国内流行乐坛“最不景气的时期”，但他仍然怀着希望期待“度过2006~2008年这最关键的两年”。

　　专访从《爱如空气》的歌词谈起，崔恕坦言他的作品不只是婉约派的小品，无论是对黄■式“沧海一声笑”的豪放派、还是像许冠杰所写的一类大都市小市民心声写实类的作品他都是有尝试的。但毋庸置疑的是，抒写个人情感的作品仍占主流。

　　创作人希望一夜走红

　　广州日报：您是如何看待近十多年来，内地乐坛词曲创作“婉约派”爱情歌曲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现象？

　　崔恕：正如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一样，爱情向来都是我们填词人写不完的主题。一直以来，国内填词人也有创作亲情、友情、乡土情等各种题材的词曲作品，但写情歌仍是主流。这既取决于一般人对自己内心情感需要的重视，也因为流行歌曲是表达爱情最直接的渠道和手段有关系。

　　广州日报：有人批评这是缺乏创意、内容同质化严重的表现。正是因为惰于创造，所以我们内地乐坛鲜有出现“许冠杰”那样的创作歌手。您怎么看？

　　崔恕：内地没有出现“许冠杰”的确是因为内地音乐人“不够自觉”。其实在上世纪90年代内地也涌现了很多像《我不想说》（电视剧《外来妹》插曲）这样反映打工族背井离乡寻找新生活的写实作品，与许氏写实作品的区别在于，《我不想说》并没有直面生活的艰难，而是从内心情感的挣扎出发，所以更容易得到共鸣。有这样的作品诞生是因为当时的音乐创作人积极、自觉地从生活当中发掘出这样的素材进行摹写。时代在不断变化，素材继续涌现，但现在我们欠缺这种“自觉”发掘时代素材的人和心情。不少的创作人很希望一夜红透，于是顺应市场创作“大众化”的作品，这样反而丢失了最原始的创作冲动，放弃了他们原本最可贵的“个性化”资本，这样浮躁的作品也缺乏打动人的特质。

　　周杰伦就是当代巨星

　　广州日报：娱乐方式多样化，流行歌手多得让人眼花缭乱，我们这个时代还有巨星吗？或者说，现在衡量一个歌手是否巨星的标准是否变了？

　　崔恕：有啊，周杰伦不就一个吗？！他具有不同时代巨星的共同特征，也具有我们这个时代必备的巨星特质。不同时代的巨星都必须有自己的代表作、市场号召力和持久的影响力，所有这些，周杰伦毫无疑问都具备了。

　　而不同时代的特征呢，比如上世纪70~80年代，巨星的标准首当其冲是要有优厚的嗓音条件和卓越的唱功，像李谷一、朱明瑛、苏小明等，只要一开腔你绝对不会把他们错当成别人。在上世纪90年代，港台的四大天王独霸两岸三地流行乐坛，除了歌声之外，他们的个人魅力、外形条件也显得格外突出。进入2000年之后，市场更看重歌手个性化的特质，像李宇春、周杰伦，他们的个性化更体现在气质、外形甚至行为作风上，这些都对年轻的歌迷有着持久的吸引力。综合这些因素，周杰伦无疑是当代的巨星。

　　当年的巨星带有政治色彩

　　广州日报：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巨星产生的机制产生了变化吗？

　　崔恕：可以这么认为，但是媒体一直在其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30年前，国家可能通过对媒体的引导，比如说春晚安排哪些歌手上台从而引导了整个流行乐坛的走向。因此当年那批巨星级歌手的诞生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但有好的作品和好的唱功仍旧是他们成功的必备条件。而上个世纪90年代，唱片公司化的经营模式让媒体成为了唱片公司的推广平台。现在，通过超女、快男这些海选歌唱比赛，或者是通过网络的对歌曲的病毒式传播，让很多“草根英雄”一夜成名，这种机制的变化是最引人瞩目的。另外，歌手成为巨星的平台也变得复杂了。由从前单纯的舞台献艺变成了网络歌手、无线音乐走红然后再走到现实的人比比皆是，但是却没有一个称得上巨星。因为门槛降低了，成为巨星反而更难了，为什么那么多选秀歌手，只有李宇春、周笔畅和张靓颖可以出来，我想唱片工业的规范运作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网络歌手让乐坛陷入困境

　　广州日报：近年来国内流行乐坛一直气氛低迷，原因何在？

　　崔恕：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起，内地乐坛乃至港台流行乐坛一直呈现下滑的趋势。盗版业猖獗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这种低迷也会让业内冷静和反省，不会过分的虚热和炒作，有助于发掘真正有潜质的艺人脱颖而出。但到了2000年之后，网络歌手一批批走红反而让乐坛再次陷入泥沼。他们的出现本该为乐坛带来生气和新的繁荣，但因为网络歌坛没有门槛，多数人局限于急功近利的赚快钱心态，导致作品素质较低冲击了正常的唱片公司生存，引发了业内的地震。这是大家开初的时候没预计到的。后来彩铃的出现一度让大家看到了希望，但还是让一夜暴富的心情给连累了，2004~2005年上千家的SP公司到今年仅存不过几十家。

　　广州日报：最近两年你看到希望了吗？

　　崔恕：从 2006年至今应该是整个行业转折的最关键时期：KTV收费了、中移动推出3G手机了、网络歌手渐渐退出公众视野、越来越多有特点有个性的唱作人开始得到大家的重视，这些都让流行音乐人重新看到了希望。我更加希望今年经历悲痛的国人能够形成更多的共同关注点，给予创作人一个契机，去创作更多让全国上下都关注的音乐作品。比如汶川地震不幸的消息传出后，全国至少出现了200首原创的赈灾歌曲，这种集中的创作力爆发说明了关注度的集中对创作人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奥运也能有这种调整关注度的凝聚力。

　　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乐黛云

　　于丹至少让更多的人认识了孔子

　　文/图 记者柳建云

　　“文化激情变迁的三十年光阴，就像钟摆一样，总是在极端与中庸、激烈与平和之间来回摆动，不同的是，每一次摆动都不再是完美的回归，有时甚至是剧烈的差异，因为回摆的轨迹不同，终点也不重合。”

　　在乐黛云看来，中国文化在挣破近百年的闭关自守及十年的文革浩劫的压抑后，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改革开放的30年是古今中外的文化及思潮在中国碰撞最为精彩的三十年。从最初打开国门时，一味“向西方看齐”，到中期的复兴文化传统，再到第三阶段重视跨文化交流，中西平等对话。

　　广州日报：您如何评价新时期世界范围兴起的“中国文化热”？

　　乐黛云：热衷于学习汉语的人，除一部分出于经商需求和个人兴趣好奇外，事实上，很多有识之士研修汉语，则希望从中国文化中寻找一些东西。这并不是出于对中国的盲崇，而是为真正的利益。

　　目前，不少西方学者开始感到自身文化存在的问题，认为，必须回到文化的源头，重新认识自己。要做到这样，就必须有一个作为镜子的参照系。很多人认为中国文化由于其数千年文化独立发展的连续性，恰恰可以成为最理想的参照系。于是，西方开始对东方，特别是中国感到兴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蕴含着中国文化因素的事物也逐渐得到世界的认可。例如，名画家赵无极、吴冠中的绘画应该说是东西文化交汇后生成的新事物。

　　谁塑造的孔子是百分百正确？

　　广州日报：如今的国学热借助大众传播工具，更注重民众的感受和直接交流。今年高考甚至将周杰伦《青花瓷》也纳入了考题，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乐黛云：客观地说，大众文化当前对过去的精英文化冲击很大。“于丹现象”就是将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传播的典型例子，无论于丹的讲授是否有瑕疵，但至少她让更多的人认识了孔子，让大学的精英文化参与了大众文化讨论。当然，她所呈现的孔子也不一定就是最正宗的孔子，但谁又能保证自己说的东西，自己说塑造的孔子就是百分百地正确呢？

　　我认为21世纪的精英文化不应有过多的“自我设限”，要与大众文化大胆碰撞、交流，才能避免精英日愈自闭，大众日愈低俗的文化困境。

　　著名诗人 汪国真

　　汶川诗热不代表诗坛复兴

　　文/记者林希 图/记者邱伟荣

　　汶川地震发生后，久无创作诗歌的诗人汪国真在短时间内写就了《让希望在废墟中诞生》、《危难时刻人们挺身而出》和《若我留在那里，别哭》三首诗歌，再度引起关注。

　　日前，诗人汪国真在北京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汶川诗歌热潮的出现并非偶然，但这并不代表中国诗坛的复兴。面临即将到来的奥运庆典，他预计诗坛将会出现新一轮的“奥运诗热”短期现象。而实际上，现代中国至今存有巨大的诗歌消费市场，中华民族蕴积的诗情永不消退。

　　可能会出现“奥运诗热”

　　广州日报：汶川地震发生后，一批诗歌佳作在几天之内传遍大江南北。您怎么看这一现象？

　　汪国真：汶川诗热只是一个短期现象，它快速兴起也必将快速消退。可以预见的是8月北京奥运如果也能产生这样一阵诗歌阅读和创作热潮的话，也很可能是快来快去的短期现象。而且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这种诗热短期现象很可能会反复出现。

　　“新一代”依然需要诗歌

　　广州日报：这种短期诗热的产生机制是什么呢？

　　汪国真：首先，一个重大的突发事件的产生是前提。像汶川地震，没前兆、影响深远、对公众产生的冲击力巨大。它的出现就造成了在短期内公众高度雷同的关注度，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阅读氛围。这是一个外因。而诗歌是一种适合更广泛的民众参与阅读和创作的文学体裁，因此它成为公众宣泄情感的第一选择。

　　广州日报：上世纪90年代初“汪国真年”过后，就较少出现规模性的诗歌热潮。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汪国真：缺乏能引起共鸣的诗作是主要原因。同时，改革开放30年了，尤其是近十年以来，科技手段使得我们的生活越发丰富。理论上说这应该是诗歌创作的佳音。可我现在就不读诗，也很少写诗了。因为我找到了更好表达自己的方式，画画、作曲填词。

　　新的文学形式的出现，并不能说明中国新一代青年人从此就不再需要诗歌了，只要有通俗易懂、能够引起共鸣又经得起品味的作品，还是能受到广泛欢迎的。

　　著名作曲家 李海鹰

　　乐坛下滑与“人”关系不大

　　“祝福北京2008——李海鹰作品巨星璀璨大型交响音乐会” 7月7日在广州新体育馆圆满落幕。次日，作为音乐会主角的李海鹰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记者的广州话，令久居北京的他开心地讲起在广州成长、成名的往事。

　　感谢，广东这片宽容的土地

　　广州日报：离开广州转眼就9年了，广州在您心目中的地位如何？

　　李海鹰：广州是我的家乡，成长成名都在这里。一大堆对我至关重要的人都在这里相识。《弯弯的月亮》等一批作品也是在广州诞生的，所以这座城市给予我的支持和回忆实在太多了。在外闯荡多年，更觉得广东这块土地待人“十分宽容”。我还记得，在上世纪80~90年代广东流行乐坛最兴旺的时候，广州市委宣传部、文化部门主动出面组织专题研讨会、歌唱比赛，积极推动流行文化的发展。这里的媒体，电台、电视台创立了很多新歌流行榜，让我们这批人和作品一举成名，继而走向全国。

　　广州日报：不过，广东流行乐坛好像开始走下坡路了？

　　李海鹰：广东流行乐坛在全国领先地位被取代，这和人走人留的关系不大的。当年广东之所以能够一度领先，这是与广东率先开始改革开放有关系。新技术、新产品、新思想、新的生活方式，曾经给予我们这些创作人很多灵感，也让我们的作品充满吸引力。广东这个“率先”的独特优势必然缓慢消失。而京沪这些大城市本来就是中原文化的中心，文化积淀深厚且华洋交汇，的确很容易产生流行文化的新潮流。从这点来看，广东必须进一步打开怀抱迎接世界，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期待，新发展成就乐坛复兴

　　广州日报：本地流行乐坛至今低迷，你觉得转机在哪里？

　　李海鹰：流行音乐乃至流行文化都是伴随着新东西出现的。正如我们当年之所以有《弯弯的月亮》、《我不想说》等歌曲，都是因为广东改革开放之后，产生了新旧思想的撞击，也有了外来工生活的感受，才有了创作的基础、听众的共鸣。我认为广东必须有了新一轮的发展，流行音乐才会随之再次兴起。

　　著名流行音乐人、词曲家 陈小奇

　　《青花瓷》上春晚

　　唱的是民族文化

　　文/记者林希

　　汶川地震以来，一度忙于赈灾歌曲创制的广东音乐人陈小奇日前在广州家中接受本报记者的专访。当谈及时代以市场、受众口味变迁时，他表示改革开放30年来，广东乃至内地流行乐坛巨变令人侧目，而近年来无线音乐市场的崛起标志着“90后”已经掌握当下中国流行音乐受众市场的话语权。作为一代音乐人，他称要继续走自己的路，“没必要包打天下”。

　　听了邓丽君的《甜蜜蜜》

　　“歌原来还可以这样唱”

　　陈小奇谈到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三个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流行音乐时列举了大量例子，并称：“其实，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听众口味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强烈的民族情绪融入到歌曲形成了强烈的民族风味，爱国爱家的情怀始终贯穿在广大听众的审美追求上。”

　　他回顾说，虽然改革开放的时刻表是从1978年开始跳动，但国内真正的流行音乐基本上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才出现的。此前十多年，中国老百姓听到的几乎全是高亢激昂的革命歌曲，如《我们走在大路上》又或者是苏联歌曲《重归苏连托》等，民众的耳朵里充斥着“高、快、响、硬”。严格来说，这也是一个时代特有的“流行音乐”，但基本上是政治主导。

　　一直到了台湾歌手邓丽君“甜蜜蜜”的歌声传入内地，婉转轻柔的邓氏气腔唱法才让国人一夜之间惊觉：“歌原来还可以这样唱。”一时间，抒讲爱情、追求浪漫的词曲，“低、慢、弱、软”的演唱风格让听众耳目一新。

　　在1980年到1983年间，市场上李谷一、朱逢博、苏小明、李双江等国内著名歌唱演员的专辑依然大受欢迎，歌曲仍以“歌唱祖国”、“爱我家乡”为主要内容。1984年的春晚，台湾歌手张明敏以《我的中国心》一夜之间走红，皆因他歌声中爱国主义情怀能够引起广泛共鸣。过了几年，中国内地劲吹“西北风”，音乐风格虽然有了很大突破，但歌唱家乡的内涵却没有变。

　　陈小奇强调，就算到了“90后”占领流行音乐市场主导的时候，他们仍旧离不开“中国元素”，周杰伦的《东风破》、《千里之外》走红，一曲《青花瓷》唱上了央视春晚不仅说明了中国曲风得到了新一代听众的认可，更体现出中华民族文化内涵引起了年轻一代的共鸣。数十年传唱的流行歌曲

　　大多来自电影和电视剧

　　谈及30年来广东乃至内地乐坛原创作品风格的演变，陈小奇说：“几代人对流行音乐的不同感觉也取决于时代背景的变迁、社会文化历史的不同。比如说，现在的小孩能够广泛接受欧美、韩日的流行曲，但上了年纪的人就未必喜欢外语歌。”

　　陈小奇认为，科技手段的更新也促成新的音乐载体的诞生。如20多年前，流行歌曲很多都是电影电视剧的主题曲或插曲，像电视剧《万水千山总是情》的《万水千山总是情》、《勇敢的中国人》，电视剧《霍东阁》中的《孩子，这是你的家》、《柳叶船》，10多年前的电视剧《便衣警察》的《少年壮志不言愁》，电视剧《渴望》的《好人一生平安》等。而近几年随着网络和3G手机成为音乐传播平台，一批适应网络和手机彩铃传播的歌曲也应运而生，像《老鼠爱大米》、《月亮之上》等。“日后这些网络、手机音乐的制作一定会越来越精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