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先生写过一篇题为《我对“贝尔纳现象”的看法》的小文章。他援引《方法》杂志创刊号上的一篇文章，介绍了贝尔纳现象。贝尔纳是著名的英国科学家，他在科学方面曾做过奠基性的工作，他也做过结晶学和生物化学方面的前沿研究。他才智过人，当他研究过蛋白质晶体的第一批X射线衍射图后，就敏感地预见蛋白质的结构问题可以获得解决。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科学思想。可是他只停留在得到的洞察上，没有下工夫去深入研究，他把这个问题的解决留给了其他人。他也研究过氨基酸、维生素、液体的结构、陨星上的生命、大陆漂移等，在每个领域都提出了大有前途的问题。有人认为，如果他深入研究自己提出的任何一个问题，都可能获得诺贝尔奖。可是他把这些机会都留给了别人，他在一个地方放一枪，就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他的许多朋友为他惋惜。科学史上把这种现象叫做“贝尔纳现象”。

　　《方法》杂志上的那篇文章把这种现象作为成功者失败的教训。于光远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认为，贝尔纳善于充当“原始发动机”，为别人获得最终成果开拓了领域，提供了启发性、指导性的思想，应该肯定这是他的重大成就。一个人的成就不一定表现在他本人取得最后成果，如果得到他启发的人隐瞒这一点，是不符合学术研究工作中的道德准则的。科学史应该为贝尔纳说话。他为许多重要问题所做的这种“原始发动机”的工作应该得到高度评价，科学史应该为他建立丰碑。诺贝尔奖金不给像贝尔纳这样的科学家，也许是这一奖金章程中的不足之处。如果贝尔纳在发现和提出新问题方面确有独特的本领，这样做又与他的性格相符合，以此为主要工作实在没有什么不妥。于光远先生认为，贬低贝尔纳现象会产生一种偏见——只看见从事某一专门问题最终取得成就的人，而不从整体上和整个科学的发展来看问题。

　　于光远先生在经济学、哲学甚至其他一些科学领域中专门问题的研究上都取得了被广为接受的重大成果。同时，他也像贝尔纳一样，提出了许多学科领域中新的思想和指导性的见解，后来他自己并未对那些问题做深入细致的研究，许多学者在他的启发之下，由此研究甚至建立了新的学科体系。比如，生产力经济学、消费经济学，就是1977年的时候于光远提出来作为理论经济学即政治经济学的补充的重要学科。他还在中观经济学、时空经济学、技术经济学、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国土经济学、资源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旅游经济学、灾害经济学、餐桌经济学、应用经济技术、经济效果学、发展战略学、自然辩证法、社会心理学与儿童心理学、教育学与教育心理学、档案学与统计学、人的智慧和思维科学、文化与文化史学、宗教学以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融合等等许多新的科学领域提出创建这样或那样的学科，指出这些学科发展的前景。在1985年学术界庆祝于光远从事学术研究五十周年的时候，就有同志表示为于光远先生感到惋惜，说他在许多科学研究的领域打一枪就跑了，不管了。也有的同志赞扬他是百科全书式的社会科学家。其实，他一直在关注着所有这些学科领域的发展。他自己认为，他这样做对于整个国家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经过文革十年，许多新的学科需要建设，各个学科都需要发展。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的发展，我们现在能够更加清楚地理解到于光远科学工作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