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稀缺和牟利冲动导致地盘“暗战”

　　城市公共空间如何利用与管理值得思考

　　9月2日凌晨，中大北门广场一名年轻男子，被人用刀捅中胸口要害部位身亡。媒体报道称，当时广场上有上千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凶手刺伤人后夺路而逃。至于事发起因，“据称是因滑旱冰引发纠纷而导致的持刀斗殴。”

　　事后，有评论把命案的原因归结为两点：一是城市公共空间稀缺；二是部分人在牟利冲动驱使下抢夺公共空间地盘。很多人甚至认为，中大北门广场命案是迟早的事，因此有人发出了“终于出事了”的感叹。事实上，从中大北门广场建成那天起，本以公益性为目的的广场上，收费教跳舞、教溜冰、卖风筝、租自行车等一系列牟利活动横行。尽管部分活动受到市民追捧，相关职能部门也一再采取措施加强管理，但中大北门广场仍被冠以“菜市场”等戏称。

　　专家认为，中国的文化广场正走着一条与国外“广场文化”迥异的“牟利之路”。中大北门广场命案是因牟利冲动而产生的地盘“暗战”的典型体现，同时也折射出现代城市公共空间发展和管理的矛盾。                                                  文、图/本报记者 廖杰华

　　王力宇如今的身份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学生。离开广州之前，他是个标准的广州仔，爱吃粤菜，也爱逛中大北门广场。9月2日，在网络上看到发生在中大北门广场的命案后，他多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在他看来，命案的发生是必然中的偶然。“中大北门人多，商业气息重，冲突在所难免，但动刀子则完全不能接受”。

　　据了解，案件发生后，广州警方迅速破案，几天后就抓获了凶手。

　　9月10日，记者再访中大广场时，广场上已经竖起了“禁止溜冰、放风筝、骑车”的牌子，这些天来，这些活动已经在广场上绝迹。但跳舞的人群仍在。

　　感叹：“终于出事了”

　　9月3日，中大北门广场命案的消息虽然没能登上各个报纸的显著位置，但绝对具有冲击力。通过网络看到中大北门广场命案的消息后，王力宇习惯性地上了中山大学的BBS。

　　“中大北门死人啦！好像是溜冰的，两个女孩吵起来，然后各叫一派男的过来，某男被刀捅中心脏，一刀致命，来了好多警车”，网上的报料和报纸上的差不多，且简单明了。

　　不过，后面的一句话让王力宇觉得既八卦又沉重，“有人说死者还好帅的呢，没想到就死了。听说湖北人，面部朝天，两脚叉开，正对着中大那个黑糊糊的大门，就是北门前的那个绿化带旁边。”

　　看到这之后，王力宇放弃了进一步探求的努力。事实上，报纸上关于冲突的细节已经很清楚，“死者是一名年轻男子，上身穿着一件紫色的T恤，下身穿着蓝色的牛仔裤，不远处放着一双溜冰鞋。”

　　至于事情的起因，广州几家媒体的说法相差无几，“后来听说死者是被一名溜冰者撞伤，撞人者不肯道歉，双方起了口角，打了起来，混乱中有人掏出水果刀刺人”，“行凶的一方大概有七个人，说白话”。

　　广场的一名治安员称：当时是一名“飞女”溜冰撞倒另一名女子，双方各叫来一伙人。“开始没有动刀，就是斗殴，其中一方打不过就开始逃，最后一名小伙子被逼到中大北门围墙处，先是被一群人围殴，后来一个人掏出刀刺了过去。”

　　不过，让王力宇觉得沉重的是围观者的一句话，“终于出事了！”。尽管去英国之前，中大广场的混乱让他也觉得会出事，但真的发生了还是难以接受。

　　失望：广场变成“菜市场”

　　“中大北门广场作为海珠区的十大新景点之一，在刚建成的时候，的确是一个风光秀丽、气势宏大的广场，许多老人都喜欢在晚饭后来这里漫步散心，儿童来这里嬉戏，男女老少在这里同歌共舞，的确是人们漫步、休闲、聊天、娱乐的好地方。”这是见于中山大学知名气象学家梁必骐教授个人博客的一句话。      

　　王力宇很赞同梁必骐教授对广场的评价，“很多广州市民有着同梁必骐教授类似的记忆”。事实上，这个2001年才建成的广场凝聚着广州市政府和老百姓许多期许。当时，广州市政府为修建中大北门广场投资近3000万元。而为保持中大校园的完整，市政府特意花巨资修建中大北门地下隧道，使广场有一个完整空间。

　　那时，“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深厚的文化底蕴，广州少见的临江开放式广场，使其成为了广州一处绝佳景观”，而受公共空间缺乏所累的广州人对中大广场有着很高的评价，“中大北门广场是广东省首个开放式校园广场，沿中山大学以路为标志，不设围墙，突出休闲氛围，是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场所。”

　　事实上，广州很多市民都记得，建成之后的中大北门广场确实很风光，“一个晚上好几千人，很多外地人晚上打的过来游玩”。 

　　在王力宇记忆中，这种风光直到现在依然存在，只是期许变成了失望。“不久就陆续被卖冷饮、水果、卖风筝、气枪射气球、出租滑冰鞋等各种摊档所占据，放风筝、滑冰、骑自行车者横冲直撞，稍不留神，就会被碰倒。”王力宇说。

　　后来，身在英国的王力宇还是经常听见朋友抱怨，“好端端的一个广场怎么就变成了菜市场”。再后来，有人告诉他，一些跳舞的，溜冰的教练把广场当成了牟利场，“几百个人在广场上一起跳，一个教练月收4000多元”。   

　　担忧：集团性消费引发“暗战”

　　和很多广州市民一样，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城市管理研究所所长黄石鼎也时刻关注着中大北门广场。对黄石鼎而言，最让他难以接受的是广场上大规模、集体性的商业牟利活动。

　　在黄石鼎看来，“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冲突，有没有广场都会发生，但类似于中大北门广场上跳舞、溜冰等集团性消费，由于一些人牟利冲动的存在，混乱是肯定的，一系列问题也因此而生”。

　　其实，黄石鼎的观点也代表了绝大多数市民的担忧。发生在中大北门广场上的“红衣军与黑衣军”地盘之争斗就是显著例子。

　　据本报调查，从2006年7月起，中大北门广场出现了两支舞蹈队，习惯着红装的被称为“红衣军”，而习惯着黑装的被称为“黑衣军”。调查显示，“黑衣军”和“红衣军”的会员费每月20元。此外“黑团”规定要统一购买黑色T恤，每件价格为35元，初次入会的人还要交6元的胸牌钱。

　　规模最大的时候，“红衣军”的人数多达数百，“以一个团200人算，领队一个月的收入最低也可保证在4000元左右。”出于迅速扩大阵容的考虑，“红衣军”与“黑衣军”形成了“暗战”——不仅每天比赛谁更早来占地盘，更加在吸纳新队员上采取最积极的“宽松”政策，只要有潜在的可能，先吃点亏让他浑水摸鱼免费在角落里跟着跳几场也无所谓。而实际上，这些教练是不需要向任何人交任何的费用。

　　“来晚了他们就把我们的地方给占了，他们现在人多，每天的舌战是难免的”，“红衣军”的教练曾表示。事实上，双方也爆发过激烈冲突。“红衣军”在跳舞的过程中有队员不慎踩到了“黑衣队”的音响，引起领队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了双方激烈的冲突，几乎要动起手来。

　　中大北门广场如此，广州的其他广场也不例外。

　　在英雄广场，广场上便自动被划分为五到六个区域，各有六七名滑旱冰“高手”带领着近30多个小朋友在练习滑旱冰。这些区域都属于不同的滑冰俱乐部。俱乐部以出售滑冰装备和教练滑冰为主，如果市民没有在其滑冰俱乐部购买相应的装备，那就不能在其“划定”的领域内进行旱冰练习和活动。加入这些俱乐部滑冰的门槛比较高——一般每个区域开出的“装备费”都在300~1000元之间。  

　　事实上，中大北门广场的暗战并不仅仅发生在“红”与“黑”之间，附近溜冰班、武术班和这些“舞蹈军”之间也曾发生过暗战，只是一段时期内，各方暂时处于一个“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而最近的命案就是个极端表现。

　　困局：广场纳入公园景区管理？

　　“有关职能部门正在加紧制定中大北门广场管理规定，拟将禁止溜冰、禁止放风筝等写入其中”。这是命案发生后，媒体透露了政府部门关于中大北门广场的管理问题的最新动向。

　　“今晚去中大北门广场漫步，看到那里的秩序比过去好多了，显然管与不管就是不一样。不过，单车还是乱放，还有人在广场骑车。希望城管加强管理，切勿时紧时松。”9月8日，梁必骐教授更新了他的博客。

　　从广场建成的那天起，如何管理好广场就成了政府和市民关心的话题，但时至今日，管理的困局依然。不堪其扰的附近居民总结出广场四大害：溜旱冰、放风筝、骑自行车、走鬼档。

　　今年年初，海珠区新港街专门到广场进行调研，并成立了城管应急机动队和保洁队，重点目标就是中大北门广场。“每晚我们都会出动三四次，每次出动三四十名队员。为了防止小贩们抱团望风，我们什么办法都想过。”

　　但对广场上因跳舞、溜冰发生的争抢地盘的问题，在广场上巡逻的城管人员坦承他们从不干预，因为“他们不是走鬼，他们的领队说自己是文化团体，还有的说是中大的老师家属，要管也是中大或者文化部门来管啊”。

　　困扰广州大小广场的除了人多，就是相关规章制度的缺乏。海珠区新港街街道委员会副书记朱向忠亦曾表示，中大北门广场不像公园景区一样有明确的规章制度，最近他们已经向市政部门建议，要求把中大北门广场纳入公园景区的管理，制定专门的法规。“这样我们以后执法才有依据，也更理直气壮！”

　　在管理部门无法可依的同时，一些在广场上抢滩设点的教练们反而“理直气壮”，“我们不是商业性质的，收钱只是为了体现价值，光音响就要3000多元。”而更有人甚至强调：“收一点费用可以规划管理，那些只是爱捣乱的人就没有再来了。”

　　西方：不许营利的公共广场

　　和中大北门广场相比，王力宇很喜欢牛津大学里的广场,他戏称，自己对中西方广场的差异，只有“直观感受，没有理论研究”。“像跳舞之类大型集体活动的，在英国是要申请的。英国广场上可以容纳很多东西，但绝对不允许有大规模的营利性活动存在，他们认为，广场不是你家的，你没有这个权利。”

　　相对与王力宇而言，黄石鼎对西方的广场文化有着深入的研究。“在西方国家，广场文化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现象，在欧美国家非常流行。”

　　在黄石鼎看来，西方城市的起源和中国不同，西方广场是伴随了城市而兴起的，不仅多而且历史悠久，并伴随着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文化，在城市的地位比较重要，不可或缺。但对于中国的城市来说，“广场文化”是一个绝对新鲜的词汇。

　　黄石鼎觉得维系西方文化广场和谐发展的因素有两条：“第一，广场作为一个公众聚集的地方，实行的是一种市民自我约束和管理。第二，政府管理。很多国家把广场纳入了政府公共管理的范畴，有一套成熟、可行的制度。”

　　事实上，纽约的“时代广场”、哈佛大学的“哈佛广场”等广场之所以享有盛誉，其实都跟它丰富的广场文化密切相关。每逢周末及假日，广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群众表演，如高校的乐队、民间艺人的杂耍、舞蹈等。

　　“人家绝对不会长期霸占场地。”王力宇说。

　　出路：还原广场的公益本质

　　作为研究城市管理的专家，在广州，除了中大北门广场，能给黄石鼎留下深刻记忆的并不多。“广州的文化广场太稀缺”。

　　无可否认，在广州，“广场文化”在近几年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自1998年实施“金穗工程”以来，全市各类群众文化广场从60个发展到176个，场地总面积猛增了7.8倍。

　　然而，以广州为代表的中国城市的广场文化可以说正处于萌芽状态，是一部正在书写之中的演义史。

　　从目前在广场上活跃的文化活动看，除了节庆期间为配合重大活动、庆典，由政府或文化部门、街道组织开展的各类广场文化活动，或者是一些企业、商家把广场作为一种新兴的广告媒体资源，举行营销活动外，绝大多数就是上文所提到的自发组织文化、健身或休闲活动。但是这种活动现在也被过多的商业活动参与其中。

　　“广场数量的缺少是资源稀缺性问题，这是硬件，短时期无法弥补。另一个是市民的素质，尤其是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这是软件，必须有所改变。”黄石鼎说。

　　黄石鼎并不赞成对广场上溜冰、放风筝一禁了之的做法。“因噎废食，凭哪一条规定不让人家放风筝和溜冰？”

　　“广场的本质是个公益性的，公共空间的行为举止、公共利益应由大家决定。广场不是舞厅，如果是自发的，跳不跳无所谓，收费就有问题，性质就变了，把场地定在公共场所是个天大的笑话。”

　　黄石鼎认为，现在最为紧迫的问题是限制类似于跳舞、溜冰等占用空间面积比较大的，集团消费的活动。“先整治大的、集体性，小的、个体再慢慢说。”

　　“政府必须有个态度，相关的规章制度必须健全。”黄石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