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写别人写过的题材挑战自己
gzdaily.dayoo.com 2006年08月07日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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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说》：写的是高官与商人的心态
记者：有人说你最近涉及的都是热门题材，从《伊人，伊人》写情爱，到《欲说》写反腐，你好像说这些其实都是陈腐得不能再陈腐的题材，之所以去碰触，纯粹是为难自己，看能否写得不一样？
梁晓声：是啊，整个文化现象其实没有什么题材是热点，有的话也是不可持续的。写《伊人，伊人》的时候就是因为韩国的青春小说和青春偶像剧在大行其道，国内纷纷在说韩流来了，其实真的有韩流吗？韩国的青春偶像剧真的那么好看吗？还不都是我们的出版商和制片人自己在那里说的。因此《伊人，伊人》，就是我想用一个中国已经不年轻的作家的笔触去写爱情，看看跟那些所谓的青春爱情有什么不一样。《欲说》也是这样一个想法，它其实并不是单纯地讲反腐。当下的反腐小说都是写事件、写交易、写案件侦破的过程，但《欲说》没有写事件。我只是想写那个在我们感受到的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在那个隐形世界里，钱和权构成了另一种现实，但我不想把现实拿到台面上来，这样的现实，媒体和其他作家都已经写得够多的了，我想知道的是，在钱权背后他们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他们会恐慌吗？恐慌之后会怎样寻求安宁和解脱？因此小说中有比较多的文字是议论性的，有点像雨果的《悲惨世界》那样的夹叙夹议的写法，我想把它写得更文学一点，有人看了以后说很书卷气，这就是我所想要的。
记者：在我看到的资料当中，你的生活是非常简朴的，少有出门吃饭，穿的是二三十元一件的汗衫，但你写的却是高官和商人，给人的感觉，好像你的写作与生活的距离很远。
梁晓声：恰恰不是你们所想的那样，从上世纪80年代起我就一直在跟官员交往，跟他们开会、交流、写信甚至辩论，我自己的战友中也有很多位是政界中人。当他们跟我聊天的时候，我感觉到，他们对中国文学、文化的看法是跟我一致的。经商的人我也接触得很多，最早的、最大的商人我都接触过，也辩论过，包括牟其中，在我的《社会各阶层分析》中我对此有过比较明确的分析。
记者：《欲说》中的北方某省的省委书记刘思毅是不是根据你接触到的这些官员的好的方面写成的？
梁晓声：刘思毅是一个很正面的、人性化的书记，他学中文出身，做过宣传部长，因此需要一些书生气，也有他自己的真性情。这些真性情在他成为省委书记之后就要渐渐内敛起来，但我还是尽量把他写得个性化一些。
理想：《欲说》主角赋予了个人的理想
记者：日前你在上海主持一个主题论坛，话题是“《欲说》究竟是欲望的诉说还是理想主义的欲说还休？”最后的结论是什么？
梁晓声：应该说《欲说》是理想主义对欲望时代的诉说，在书中，理想主义是一种欲说还休的表达，甚至对腐败我也是欲说还休。这么些年下来，很多人对理想都漠然了，但我想探究为什么会漠然了。比如刘思毅这个人物，其实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人物，他从南方调到北方，把自己的房子让给了别人，他对秘书也尽量地想做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而不是上下级的关系；他的亲家是法国教授，他对亲家说要对得起孩子，对得起孩子的孩子，这其实都是我理想的一种寄托。我在想，如果我是省委书记的话，我就要做那样的省委书记。包括小说中的草根商人王启兆，我在他身上也赋予了一种理想主义。我让他在钱权交易暴露之后选择了一人承担，为了不牵连出上百个人、上百个家庭，包括他为自己爱过的人安排了所有的后路，让她出国留学，这都赋予了我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不会有这样的人。
记者：因此有人说，小说中王启兆对爱情的态度，其实是“梁晓声式的选择”。这让我想起在一些资料上看到你对爱情的态度，不久前你还鼓励你的初恋情人拿起笔来写作，你好像还比较大胆地谈到婚外恋并不可怕，也不可耻，偶尔婚外恋一下不要紧，然后再浪子回头，再忏悔？
梁晓声：王启兆在最后时刻处理爱情的态度，的确是我赋予他的一个选择和一种理想。当一个人无论多坏，只要保留在爱上的一种真，对这样的人，我也有同情成分。我们通常很容易看到了金钱对权利的腐蚀，但我们却看不到，现实中也有一些官员对一些商人说，如果不怎么怎么样的话，你就办不成什么什么事，这也是我同情王启兆的原因。婚外恋的这段话，如果你是在网上看到的话，可能就不一定是我的原话，不过我应该说过类似的话。我们得承认，无论多么显赫的人物和多么寻常的小人物，在我们共同的人性中，都有先天的弱点，所以既要对别人宽容，也要对自己宽容。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是恋爱过无数次的，那种在生活中十六七岁爱上一个人，二十六七岁结婚，之后老来相伴，最后双双归土的故事，在生活中，这样的故事太少了。在感情交往中，只要不把容貌、金钱和性作为交易，就不是可怕和可耻的。
爱情：牛郎织女就是我的理想主义
记者：可能很多人都想知道，拥有这样爱情观的梁老师，在生活中的爱情是怎样的？
梁晓声：我自己已经年过半百，儿子的妈妈肯定不是我的初恋。我是鼓励过初恋情人写作，一个人对自己的人性弱点，没有任何必要去隐瞒。在这个世界上，恐怕只有极少数的人在爱情上、情感上在离开人世的时候是充满满足感的。在感性上我保持着理想主义，但我的理想主义是很土的，牛郎织女就是我的理想主义。如果用物质时代的理性价值观来看，可能会觉得牛郎很亏，织女是个仙女啊，仙女有法力啊，暂且不说牛郎最后和她分隔天上人间，就是在人间生活的时候，过的也是很艰苦的生活，白娘子还给许仙变了一座豪宅呢。可是牛郎他抱怨了吗？一点都没有啊，这种高于我们心灵状态的写作，迄今依然让我们觉得美，所以艺术高于生活，不仅是在故事性上，写作技巧上，而是在一种生活观念里。
写作：非原创作品价值要打折扣
记者：在一些资料上看到，你的生活很简朴，家里的墙上挂满了小画，但不是为了装饰，而是用那些画来补墙纸的破损？
梁晓声：是的，我的家是这样的，那是1988年儿童电影制片厂给我分的住房，我搬进去的时候，房子已经有五年了，所以是20多年的老房子。我的家是很老旧的，但我尽量做到窗明几净。地是水泥地，水泥地拖过以后感觉是很好的。我是一个爱干家务的人，手里放下笔就拿抹布。刚搬进去的时候，你能想象吗？我一个人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把我们家的墙全部刷了一遍，后来我每年都刷一次，一个人。但是这些年就不刷了，因为没有力气了，毕竟一个人刷墙在技术上很难掌握平衡。房子一直没有装修，倒也不是刻意追求艰苦朴素，而是因为要重新装修的话，首先会扰民，装修要一两个月的时间，这一两个月里楼上楼下的邻居都会受到干扰，另一个是没时间，我抽不出一两个月的时间来装修。生活上的简单我觉得很好，我喜欢简单，有时候简单可以节约很多时间。
记者：说到艰苦朴素，最近易中天的《品三国》因高版税和高印数而拿下了约500万元的稿酬，因而制造了“作家天价稿酬”的话题，对此你怎么看？
梁晓声：天价稿酬其实是一种市场现象而不是一种文学现象，如果比国外的话，比如跟《哈利·波特》的作者相比，其实这个稿酬根本就不是天价。保持平常心的一个方式就是有时候要比，有时候不要比，假如我们要比的是曹雪芹的话，那么我们简直就生活在天堂里，但是如果要跟好莱坞明星们的出场费比，罗琳的稿酬也不是天价。对畅销书也要区别来看，畅销书不一定是最有价值的，很多书刚开始并不是畅销的，问题就在于我们自己想当什么样的作者。
记者：你现在是北京语言大学的老师，应该是教文学的，现在写作的门槛越来越低，出版的门槛也越来越低，以至于什么样的书都在充斥市场，作为一个教授文学的老师，你对现在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有什么告诫吗？
梁晓声：关于写作的门槛问题，现在不是歌唱家的人也可以唱歌了，不是作家的人也可以写作了，从社会发展来说，应该是一种进步。在这样的状况下，对一个写作时间比较长的职业作家来说要求就更高了，如果一本书只包含了最大的娱乐性质的话，那么它的价值很值得怀疑。我个人更倾向于原创的作品，而非原创的作品，无论印行多少册，其价值都是要打些折扣的，《红楼梦》和《三国演义》是原创，但自它们印行后，一些评说它们的书就在不断地出来，这些评说，就称不上原创了。《红楼梦》和《三国演义》让人世代评说，这正是原创的魅力所在，我想很多职业写作者都想过，如果一生能写出一部《红楼梦》那样的作品，就可以封笔了。而如果只是看印数，看稿酬，那么就没有诗了，也没有散文了，因为诗歌和散文才多少一点稿酬啊？我自己写了200多万字的散文，写散文很难，每个句子都要斟酌，但一篇散文的稿酬才几百块钱，如果那样衡量的话，散文不就没价值了吗？但是散文多美啊，一篇好的散文，是多么感人啊。
本报记者 龙音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