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愚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谢旭人日前宣布，2005年我国税收收入达到30886亿元人民币（不包括关税和农业税收），首次突破30000亿元，比上年增长20%。谢旭人称“十一五”时期国家将继续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确保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进一步提高，并逐步降低征税成本和纳税成本（《人民日报》1月9日）。

　　由于税收体制的复杂性，我国的征税成本与纳税成本一直比较高，1999年我国的征税成本约占税收总额的3.12%，如今这一比例已达6%左右，而同期日本为1.13%，美国为0.58%。由此不难理解谢局长在谈到“十一五”时期税收发展与改革规划时为什么要提及征税成本与纳税成本。

　　纳税成本与征税成本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民众与企业的纳税成本越低，税收部门的征税成本也会相应下降。然则在许多时候，我们对纳税成本的理解更多地停留在直接纳税成本，即纳税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层面，而对间接纳税成本，即纳税人在履行纳税义务过程中所承受的精神负担、心理压力并不十分关注，原因之一在于这种类型的纳税成本没办法具体量化。

　　然而，近年来我国关于税收公平的几轮大讨论，及后来个税起征点的调整等实践无不证明，间接纳税成本越来越成为影响征税成本高低的重要因素之一。间接纳税成本可以直观地理解为“纳税意愿”或“纳税情绪”──纳税人的意愿越强、情绪越好，征管成本便越低，相反，如果对税制的公平性、税负的适度性、税收政策的普及性抱有强烈的不满与抵触情绪，即使最后征上来的税收总量极高，其“净重”也难以令人欣慰。

　　虽然旨在引导公平、降低民众纳税成本的新个税法已从今年元旦开始实施，但应当谨慎的是，任何一次税收制度、征管模式的变革，都会引起纳税成本的变化，特别在新制度实施初期，纳税成本一般都呈上升趋势，其中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对新税制不熟悉，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税制转轨伊始，一些新的包括投机在内的多种类型的纳税情绪也潜滋暗长。

　　如何防止税制运行初期因为间接纳税成本的攀升导致的“税收减损”？美国在这方面的实践值得我们借鉴。税收制度的严密化与法治化使得人们无论贫富贵贱，都对之怀有同等的敬畏感；美国非常重视个人信用制度建设，为税收征管奠定了坚实的道德规范制衡基础；现代化的信息管理技术，不但便捷了纳税人，也为行政部门的征管节约了成本；官方之外成熟的民间商务报税公司及纳税服务机构，更使得普通纳税人得到了强有力的话语权与利益支持……

　　由此看来，分析我国税收总量的“节节高”，不能仅仅从“数字经济学”的角度着手，而更应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来审视与探究。在我国税制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十一五”期间，税务部门应当从体味纳税人心理感受与情绪、尊重纳税人话语倾诉与权利需求的层面出发，以一种服务的姿态，从法治化、科学化、精细化的角度入手，构建一套健康、完善的税收征管激励与惩治体系，从而提高民众与企业的纳税意愿，保证“税收总量节节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