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贵峰

　　“要公示名单，太伤自尊了，我在同学中抬不起头来。”“不申请减免，爸妈哪有钱给你交学费？”———新学年开学在即，为是否向学校申请贫困生学费减免，福州低保户朱先生一家陷入“内战”（《中国青年报》8月19日）。

　　很明显，是否接受贫困资助，并不是朱先生一家真正的分歧点，分歧在于，对接受资助的程序性前提———“贫困公示”———的容忍程度：家长无奈忍受，但孩子却“不堪其辱”。于是事情的关键便转化成这样的疑问，“为了孩子的面子和自尊，学校能不能不公示名单呢？”而学校的回答是，“为了保证申请的贫困生情况属实，公示名单，目的是接受社会监督。”

　　核实贫困事实、接受社会监督，当然应该，但为了这种甄别、监督，就能以牺牲贫困者的隐私、尊严为代价吗？显然，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首先，从“贫困-扶贫”的社会伦理关系上看，暴露和不尊重贫困者应有的生活尊严，将损害这种尊严作为接受资助的程序前提，是违背基本的扶贫慈善伦理的。因为很清楚，贫困并不仅是一个关于物质收入的概念，更是涵盖自尊、体面等精神要素的全面完整的生活概念，这意味着，经济上的匮乏，绝不能成为一个人精神也陷入羞辱的理由；那么，相应的，扶贫也不能只局限在物质层面的救援上，情感体谅、人格尊重等精神层面的内涵，同样必不可少，也就是说，缓解经济困难、让人活下去，并不是扶贫的全部价值所在，除此之外，还应让人活得体面、有尊严。

　　此外，从权利义务关系上看，“贫困公示”这种所谓“社会监督”的合理性，也是令人怀疑的。因为从本质上讲，给予学费资助、不让贫困家庭的孩子因经济困难读不起书，在学校、社会，是一种义务，而在学生，则是一种权利，所以，“贫困公示”，表面上看似乎是在进行一种监督，而实际上则表现为一种扶贫救助权利义务关系的扭曲———学校甄别援助贫困生的义务被转嫁，而学生体面接受资助的权利被打折。

　　当然，笔者并不否认“甄别”的必要性，但“公示”这种监督形式是否恰当却值得商榷。毕竟，贫困生既不是公众人物、更不是履行公共职责的官员，谁也无权要求他们暴露乃至“展览”自己的贫困身份———即便这是出于援助的善意。

　　可见，无论是从社会救助伦理，还是从社会权责匹配上看，以“公示”为条件的贫困救助都有代价过大，因而丧失其合理性之弊。因此，为扶贫资助寻找更加细致体贴、富于人道人性内涵，从而也更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方案，值得包括福州有关学校在内的各地教育部门认真对待。